本网站不提供下载链接，喜欢看书的朋友请关注公众号：【lennylee的碎碎念】(lennyleede)，首页回复：授人以渔，自动获取搜索资源的方法。
内容简介:
颜元被认为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学界之前对他的研究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其思想进行“现代化”误读，二是在深度上开掘有限。本书另辟蹊径，从思想史、生活史相交融的角度，讨论了一个“乡里的圣人”所具有的思想史价值。
相对于传统思想史以“新观点”的提出作为衡量尺度的做法，本书试图提出一种将“平庸的思想者”纳入思想史研究中的思路。
此外，本书亦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识，广泛采用了“心理史学”“具身认知”等理论，并借鉴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做法，以期开掘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
作者简介: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曾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2005）、《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2016）、《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2018）、《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2019）等。
导言 “平庸”的思想者有思想史的价值吗？
一、 颜元其人其学
二、 “平庸者”的思想史；如何可能
第一章 血脉与学脉：从人伦困境看颜元的学术思想
一、 身世之变与学术破茧
二、 延嗣之憾与人伦创伤
三、 结论
第二章 气质为何不恶：颜元的身体经验与思想建构
一、 颜元论气质之性
二、 颜元对气本论的接受
三、 成圣之具
四、 疾患与学术
五、 结论
第三章 在乡里“作圣”：颜元与其乡人的互动
一、 做圣贤与处乡里
二、 共享“异端”文化
三、 圣贤与方士
四、 结论
附录一 颜元年谱简编
附录二 颜元交游人物表
参考文献
主题索引
后记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颜元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于，他一向提倡关注现实，反对士人做个“自了汉”。但明清交替之际的政治动荡，以及由之引发的社会冲击，甚至是身边发生的事件，如满人在河北的“圈占”，只是偶尔出现在他笔下，并未成为其持续关注的一个主题。对一个关心民瘼的儒者来说，这种“沉默”不同寻常。其中可能不无自保意味，但亦和他终身为朱子学所困有关。他与朱子划清界限的意识太过鲜明，在在处处与之立异，反在不自觉中为“对手”的运思方式塑造。朱子多讲读书，习斋便讲习行；然而其习行仍在书斋里进行，针对的还是 读书人。再从其著作看，无论是议题，还是术语、立论方式，
也无不在理学的辐射范围内。他批判理学家空言心性，其实不无误解；而他从理学传统中之所得，则远超其自己的认知。事实上，他真正系统讨论经世的著作《存治编》，是其作为理学信徒时期的作品；在突破程朱藩篱后，反而缺乏新的建树。这一点，怎么看都像是一个讽刺。
然而，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学术史研究，大都倾向于强调颜元思想的突破性甚至“现代性”：他的气质论、习行论和以致用为标准的学术取向，被不同程度地拿来同“科学”“实验主义”“唯物主义”“民主主义”相比，乃至被视作“礼教”批判的先声，而全然不顾习斋本人就是礼教的推动者。②这些抽离颜元时空所在的论点，无疑歪曲乃至颠倒了习斋本意。梁启超（1873-1929）、胡适（1891-1962）、陈登原（1900-1975）和侯外庐（1903-1987）等人，皆是在借助“颜元”这个符号，发抒自己的理想，与徐世昌（1855-1939）等对“李学派”的政治利用，未必有何本质不同。这一情况，直到近年来，随着杜维明、杨瑞松（Jui- sung Yang）、张循等人成果的发表，才有所改变。他们已通过对颜元生平与思想的重新梳理，纠正了不少既存认知的偏差，为有关研究开辟了一番新景象。 (查看原文)
韧勉
7赞
2021-11-22 15:42:31
—— 引自第18页
颜元之学，以“习”字为宗旨。一般认为，他所说的“习”主要是“实习”“习行”之意，而这又是针对朱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工夫论，及王学兴起后儒者直面大众的“讲学”之风而发。の他认为，上古三代，学术只在六府（金、本、水、火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乡三物（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任、恤；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外此即是“异端”。这些内容不像理学家感兴趣的
“性与天道”，可以肆口空谈，而必须身体力行。其中，他自己的日常努力，尤在“六艺”，特别是习“礼”方面。同时，这个意义上的“习”字也有重实用和功利的意思。晚近学者称习斋是明清“实学”的代表人物，就是从实行、实用这两方面来说
不过，颜元所言“习”字，除了这个正面的、积极的、工夫论层面的用法外，还另有一重否定性的、人性论层面上的意义。他不同意朱熹（1130-1200）把恶归咎于所谓“气质之性”的观点。在他看来，气质与义理一样，皆是天之所赋，因此不可能是恶的来源；恶是由外来的“引、蔽、习、染”作用的结果。在此，“习”作为恶的四个来源之一，和其他几项并列，并不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但如果我们把“习”的这两层意思放到一起，就可以发现，对颜元来说，“习”既是造成恶的力量，也是矫正恶的力量。恶既由外烁，也就可以由外及内地消除（参看第二章）。颜元对“外”极为重视，为此甚至不避被人讥笑为“拿腔作势”（参看第三章），和有宋以来“转向内在”的思想取向形成鲜明对照。 (查看原文)
韧勉
4赞
2021-11-22 15:38:10
—— 引自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