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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北宋的政治史基本上以两大问题为中心，一是对外关系，二是改革运动，而这两大问题又相互牵连。在对外的情势上，北宋承受着辽、夏强敌的威胁，当外患进逼时，让人警觉到内忧。由于华夏对外一向有“修德来远”的主张，北宋在取得对外和平的同时，也可能进一步从内政上反省致弱的原因，把“修德 来远”的意义从维持和平的消极态度，转化为改革内政的积极要求。
《北宋改革与变法》主要爬梳北宋庆历改革与熙宁变法的缘由、实施内容及其施政阻力与偏失，进而探究熙宁变法与北宋晚期党争激烈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法对于南宋历史的影响。本书将带领读者一窥庆历改革与熙宁变法在宋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借此说明这两次改革事件是把握北宋政治史概观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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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二十六年之功，历时五年反复打磨修改，得以成书。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庚尧，以其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讲授的“北宋改革与变法”课程的讲稿为基础，内容取材于研究心得与学术界已有的新研究成果，精心整理编著成书，研究细致绵密，多有新见。
⭐以国家财政、国内政争与对外关系三者的相互作用，贯串全书。
庆历改革与熙宁变法是北宋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两次政治事件的产生背景与后续影响，除了牵连到国内政争与对外关系之外，又与财政、社会密切相关，因改革与变法而实施的各项政策，也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政治法治与社会经济，因而国家财政、国内政争与对外关系三者的相互作用，贯串整本书。
⭐以熙宁变法为主体，涉及变法的台前幕后。
庆历改革与熙宁变法是宋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向来是认识北宋历史的主轴，所以在中国通史或宋史的书中都会论及。本书对于这两件前后关联的重大事件，在讨论时是以熙宁变法为主体，而把庆历改革视为熙宁变法的前奏，同时论及元祐年间以后至宣和末年的后续反复演变。
⭐聚焦于财政与军政两大领域。
庆历改革与熙宁变法以理财为核心，财政史研究细碎繁复，尤其是基层运作中的零零总总，加深了阅读时的细密感；军政方面推行保甲法的目的，是使保甲渐习为兵，从而减少禁军对财政压力。
⭐新法对南宋的影响尤具价值。
得益于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渐多，本书还讨论到过去通史或断代史书籍一般较少论及的新法对南宋财政、政策与制度的影响：财政进一步中央集权、保甲法演变为保伍制、方田均税法对经界法的影响以及其他政策、制度对新发的承袭与变化等。
作者简介:
梁庚尧，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祖籍广东新会，1948年生于广州，1956年定居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博士。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至2013年退休，现为该系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以宋史为中心，亦涉及唐宋社会经济史、宋元教育文化史等。
序 i
第一编 庆历改革的缘起、经过与影响
第一讲 庆历改革前的情势 3
第二讲 改革的推动与挫折 13
第三讲 遗留与影响 23
各编通用及第一编参考书目 37
第二编 宋神宗时期新法的酝酿与推行
第四讲 熙宁变法的酝酿与实施 45
第五讲 新法的内容与由来（上）：熙宁二、三年颁行的新法 63
第六讲 新法的内容与由来（中）：熙宁四年颁行的新法 73
第七讲 新法的内容与由来（下）：熙宁五、六年颁行的新法 85
第八讲 阻力与偏失 99
第九讲 对外政策 117
第二编参考书目 135
第三编 北宋晚期的党争与政策的反复
第 十 讲 党争的激烈化（上）：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旧党争与新党
内争 143
第十一讲 党争的激烈化（中）：司马光在洛阳与王安石在江宁167
第十二讲 党争的激烈化（下）：从元祐到宣和的曲折变化 187
第十三讲 元祐时期新法的存废 209
第十四讲 绍圣以后新法的复行 225
第三编参考书目 245
第四编 新法对南宋财政、政策与制度的影响
第十五讲 财政进一步的集权中央 253
第十六讲 从保甲法到保伍制 279
第十七讲 源自方田均税法的经界法 303
第十八讲 其他政策、制度对新法的承袭与变化 331
附 录 南宋保伍在抗御金、蒙及防治内变、走私过程中
所发生的作用
上 篇 保伍在宋、金关系中所发生的作用 383
中 篇 保伍在宋、蒙关系中所发生的作用 411
下 篇 保伍用于防治变乱、走私 465
第四编及附录参考书目 499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就王安石看来，无论撤换「异论」言官，兴狱或探察异议，或许都只是「权」行管、商之术以利先王之道的顺利实践；但对于他所称的持「异论」者或所谓「流俗」之人来讲，这却是压制异见以及拒纳谏言的专横行为。王安石不了解，他身处的社会，已与战国时代秦国的社会有很大的差异，这时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岂能以他的〈商鞅〉诗首句「自古驱民在信诚」中的「驱民」两字来理解？即令战国时期东方各国的社会，士人活跃，恐怕也已脱离商鞅在秦国所面对的社会阶段。 (查看原文)
衔枚
2024-12-31 20:14:33
—— 引自章节：第 十 讲 党争的激烈化（上）：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旧党争与新
财政中央集权趋向经过熙宁年间的关键时期，以后持续发展，到南宋时期达于高峰。在地方政府愈来愈为朝廷的财税要求而困扰的同时，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财源也不断地增加，到南宋达于顶点。尽管如此，南宋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是否已能解决？答案正如叶适所质问：「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比也。然其益困益乏，皇皇营聚，不可朝居者，其故安在？」（《水心先生别集》卷十一（财总论二））。他在写于宋光宗时的奏剖中，已为此一问题而担忧，当时的情况是「入既如是，出亦如之，盖仓猝不继，相视无策，遂印两界而权之者，盖有年矣」，政府已要靠增加纸币的发行量来解决岁入与岁入出的不平衡，而这仍是在国家承平无事的时候，「设更有事，其一切不顾而取之者，又将覆出欤？」这一个问题，叶适认为不仅是财政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立国政策的问题，「若治国之意终于未明，则今日之财亦终未善，而无所复论矣」。那么立国政策的问题究竟出在那里？「然则尽收威柄，一总事权，视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细，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欤？…岂其能专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疏，知控持不知纵舍欤？」（《水心先生别集》卷十五〈应诏条奏六事））问题在于国家集权过甚，而财政的中央集权只是整个国家集权政策的一端而已。所以他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减省官员、胥吏之后，要将兵、民、财赋之权下放于地方。
然而整个国家政策的过度中央集权，在南宋人看来，固然始于宋初，也仍然以熙宁变法为关键。陈亮在宋孝宗时上书言事，就指出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而这样的政策方针，是由于「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龙川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之意，是认为王安石不能体认宋初以来已有过度中央集权的趋势… (查看原文)
衔枚
2025-01-01 11:59:47
—— 引自章节：第十五讲 财政进一步的集权中央 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