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和平：我在联合国的七年

本网站不提供下载链接，喜欢看书的朋友请关注公众号：【lennylee的碎碎念】(lennyleede)，首页回复：授人以渔，自动获取搜索资源的方法。

为了和平：我在联合国的七年

编辑推荐

世界的中心在哪里？

联合国的本质是什么？

联合国首任秘书长回忆录

内容简介

《为了和平》是联合国首任秘书长特里格夫·哈尔夫丹·赖伊的回忆录。 1935年起赖伊先后任挪威司法大臣、贸易大臣。二战爆发后，1940年德国占领挪威，赖伊任****外长。1945年4月，赖伊率领挪威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筹建会议，并担任第三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负责起草宪章中关于安全理事会的规定。1946年2月1日赖伊被选为首任联合国秘书长。《为了和平》记述了赖伊自1945年参与联合国筹建工作，到1952年辞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的亲身经历，他是联合国初创阶段和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巨大变化的见证人，以及冷战初期化解一系列地区政治、军事冲突的协调人，其回忆录具有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特里格夫•哈尔夫丹•赖伊（Trygve Halvdan Lie），联合国首任秘书长，挪威外交大臣、议会议员。

前言第一章我是如何当上秘书长的第二章战时的同盟开始分崩离析第三章秘书处：为了和平而斗争的前哨第四章世界的中心在哪里第五章伊朗困局第六章分裂已成定局第七章永久总部第八章拉丁美洲的需求和贡献第九章时不我待第十章巴勒斯坦的挑战第十一章巴勒斯坦停战协议达成第十二章柏林调解第十三章东西方碰撞——莫斯科1946年—布拉格1948年第十四章巴尔干困境——贝尔格莱德、雅典和安卡拉，1951年第十五章中国的代表权问题第十六章我的和平之旅——出访第十七章我的和平之旅——莫斯科之行及后续第十八章我的任期延长第十九章秘书处内的共产党人问题第二十章辞职第二十一章反思第二十二章未来——为了自由与和平

精彩书摘

第一章我是如何当上秘书长的对我来说，这一切的开始并不是在旧金山或伦敦，而是1945年圣诞节那天在挪威高山上的一间度假小屋里。为时五年的纳粹占领后，挪威再次获得了自由。战争造成的分离、牵挂和苦难终于结束了。妻子约迪丝和我决定，要和三个孩子希施儿、古丽和梅特，好好享受一下传统的圣诞假期，同行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朗瓦尔德－布拉茨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从1920年以来，我们一起过了很多次圣诞节，但在1940年4月德国入侵挪威后就中断了。我们中有的战争期间留在挪威，有的去了瑞典，其他人去了英格兰，还时不时地会去美国待一阵子。现在我们又都聚在一起了，大家决定好好过一个特别的圣诞节，就像往日一样。度假小屋是原木建造的，位于挪威中部哈灵达尔与诺美达尔间的高山上，海拔大约975米，距离最近的火车站至少还有24公里。我们沿着风很大的山路开车到卢克达伦的一个农场，在那儿我们穿上滑雪橇，背上背包，爬过约4.8公里陡峭的山坡，最后才到达度假小屋。屋里很快就暖和起来，一切准备就绪，砍好圣诞树拖进来装饰一番，在深山里准备过—个真正的挪威圣诞节的兴奋，立马就将摸爬到这里的艰辛一扫而空。在熟悉的环境中再次聚在一起的欢乐，好像让我们跳出了山下的凡世俗尘，我记不起有哪个圣诞夜能比这次更有意义。一切斗争和烦恼都成了过眼云烟。整个1945年都很紧张，事情不断，但还是开心的一年：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感恩。政府的事儿也只有暂时抛诸脑后了，有很多挪威的政治和经济重建事务在等着我。圣诞的早晨，我们在吃早饭前去了难得一遇的雪地，先短距离滑了一圈。群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美，开阔斜坡硬地上纯白的新雪闪闪发光，紫杉和矮桦树林银装素裹。遛了一圈儿回来，大家坐在餐桌边胃口大开，直到一个孩子忽然站起来奔到窗户旁。大家看到，山下森林边上，一位孤独的滑雪者正朝着度假小屋而来。很快就认出来那是克努特·阿梅勒姆，一个住在卢克达伦的农民，他负责打理这里的度假小屋，我们入住的时候已经来探望过是否一切舒适。他滑行得很吃力，大家都觉得纳闷，在这圣诞节的早晨，是什么缘故让他又跑一趟。是有人生病，还是给朗瓦尔德·布拉茨送信，或许是奥斯陆的政府机关有信给我？到了小屋，克努特先缓了一口气，把雪从靴子里倒出来，将雪橇小心地靠在墙上。然后我们把他请进里屋，一起坐在餐桌旁，这才告诉我们是奥斯陆拍来了电报，并要求他尽快交给我。电报是外交部发来的，内容如下，我肯定是一脸惊愕地读完了全文：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史蒂文森先生，请科尔班询问外交大臣赖伊是否愿意出任联合国大会主席，会议将于明年1月10日开幕。史蒂文森先生无法作出承诺，因为还没有和其他代表团商量过，但是，只要赖伊外交大臣愿意，美国人就打算提名他。盼复。看完电报后，我又大声读了几遍给其他人听。我的第一感觉是近乎气愤。在这朴素安静的世外桃源，大家正开心着呢，没想到被这封电报给搅和了。让你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世界的压力，世界刚刚从严峻的考验中摆脱出来，却得不到片刻的喘息。 8月在奥斯陆的时候，我的确收到过美国大使馆的密函，问我是否愿意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候选人。密函是美国派驻联合国大会的首任代表小爱德华·赖利·斯特蒂纽斯发来的，他曾作为国务卿主持过旧金山会议。我没有把它太当回事儿。首先，我给予了回复，我不知道到1946年1月自己是否还担任挪威外交大臣。我们将在10月举行战后的第一次选举，届时会有新的或是重组后的政府上台。而且我还提出，在对1946年伦敦召开的大会情况不熟悉的情况下，自己不可能就是否担任大会主席给出明确意见。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没再给美国人更多的回复。我也没听到谁再提及此事，哪怕是我在10月选举后的埃纳尔·基哈德森第二届内阁中再次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我以为这是个试探气球，不可能有下文，早就把它忘了。同时我也认识到，担任首届联合国大会主席，一定是份困难的活儿。在此前筹备工作的漫长国际会议中，我只是参与了旧金山会议，短暂担任过那次会议上起草安全理事会章程的委员会主席。尽管从1935年起我一直在挪威内阁任职，但我的政治关切主要集中于国内事务，一直到二战爆发才第一次担任运输部长，接到又到伦敦流亡政府担任外交大臣。从1940年起，我开始参与很多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和会议，但大多数都是在私下场合进行的，而且几乎全部都与我祖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对我来说，这些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联手对抗纳粹和解放挪威。在我看来，主持联合国大会这样的工作，似乎需要一个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有更加丰富经验的人，一位谙熟外交语言的专家——这些要求我都达不到。但决定必须马上作出——一个会涉及家里所有人的决定。遇到这样的事情，赖伊家有个传统，就是所有人畅所欲言，我发现在场只有我一个人瞻前顾后。其他人都没有意见，全部赞成，认为我不可以再拒绝美国代表团的提名—

前言/序言

和平的尺度面对日趋对立的世界，我们还能做什么？这不单是一个当代的问题。1946年，它同样困扰着面对正在形成的冷战格局的国际主义者们。战争迎来短暂的停歇，但是和平的维系不能有一时松懈，不然它将很快沦为休战的代名词。当大众受到战后乐观情绪的感染投入百废待兴的重建时，职业外交官率先感受到的是阵营对立的密布阴云。他们当中，恐怕再找不出比联合国的首任秘书长特里格夫 ·赖伊更能深刻体会这种气氛的代表人物了。 1896年赖伊出生于挪威，青年时期走上仕途，担任挪威司法大臣时接纳过避难的苏联革命家托洛斯基，后又将其驱逐出境。二战中，挪威被德国占领后，赖伊作为外长同****迁往伦敦。1945年，他重返自由的挪威，正在小木屋里庆祝来之不易的圣诞假期，没想到被一纸电报召回国际外交的漩涡中心。1946年2月，他成为联合国的首任秘书长。 1952年，他从联合国辞职，怀着失望又解脱的心情回到了挪威的小木屋中。小木屋成了赖伊精神上的避难所。两年后，回忆录《为了和平：我在联合国的七年》出版。我们要如何评价赖伊的联合国任期？这似乎是最直接的问题。比起死于停火谈判路上而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的继任哈马舍尔德来说，赖伊的任期显得平淡而缺乏国际政治的戏剧感。这往往忽略了他处于冷战开端的不确定性时完成的大量基础工作。如果我们列出赖伊任期内处理的国际问题清单，就不难意识到他以及国际组织面临着一个怎样的战后世界。这份清单里包括伊朗危机、希腊内战、巴以分治、第一次中东战争、柏林危机、朝鲜战争等等。它们在本书中都有一一阐明，不少问题遗留至今未决。伴随这份问题清单的，往往是“成功”和 “失败”的案例，经由抽取的 “高光”和“至暗”时刻。这些记录，形成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盖棺定论。赖伊的任期，换做任何政治人物和时代，都容易遭受如此总结方法的左右：“哦，他在伊朗危机中做的不错，奠定秘书长干预理事会的先例。第一次中东战争嘛，可以五五开，至少派出了联合国第一次‘ 维和部队’。柏林危机上他有什么作用吗？朝鲜战争的调停和介入，那简直是个灾难吧！”即便是当事人，也不免时常陷入患得患失的陷阱，试图回想错失的良机中是否存在另一种解决方案的可能。赖伊不止一次提出“ 如果”的假设：如果建立联合国军队的建议得到落实，就可以阻止除大国之外的武装侵略？如果大国首脑会议及时召开，是否可以提前结束冷战？如果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得以解决，朝鲜战争还会爆发吗？这一连串假设在任期结束后持续困扰着赖伊。这是总结式的逻辑：我们必须总结过去的成败，甄别对错和好坏，才能定位历史坐标，不会重蹈覆辙。有人会说，这样的总结有失公平。要摆脱成败论的审视目光，设身处地，回到当时的语境。于是，“如果” 的假设可以变为“诚然”的共情。诚然，赖伊面对战后新局面，在还没有出现“冷战” 一词前就要处理冷战的现实。诚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战后国联的失败经验，谁都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成功领导国际组织的先例，人们对于联合国最多的问题是这个看上去美好的组织能持续多久。诚然，在逐步立场僵化拒绝合作的环境中促进国际主义，在大国政治中进行无功而返的穿梭外交，只会催生无奈和失意。诚然，如果联合国的秘书长同时受到美苏两国留任的请求，也受到美苏两国催促辞职的压力，何尝不是对他立场及工作原则的一种变相的肯定。诚然，赖伊不仅要处理所谓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涉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大议题），还要亲力亲为地完成联合国的选址、预算规划、琐碎的行政会议，甚至能否在联合国播放一部南斯拉夫的电影都需要他的决定（p223）。我们还能对一个从零开始，拥有“首创之功”的秘书长要求更多吗？这一连串的“诚然”下来，似乎对他的每一个决定都能理解，每—个错误都能包容。这是人物回忆录的另一种逻辑。它在有意或无意问变成了自辩书。即便当事人没有为自己洗脱责任的意识，共情的读者也会自然地帮其辩解，揭露其中的理所当然。但是诚实地讲，以上两种既存的逻辑，对于再次翻开赖伊的回忆录的帮助都不大了。我们不再迫切需要赖伊的回忆作为总结冷战开端的史料，经验和教训的梳理早已汗牛充栋。而如果接受了彻底设身处地的立场，面对相似的分裂僵化的时代考验时，我们仍会手足无措，毕竟任何决定都可以视作情有可原。那么，要超越既有的认识框架，又要蕴含行动式的启发，将取决于我们从赖伊的回忆录中打捞出的现实感。真实的感受，无可替代的经验，不仅引向传统成败论中掩盖和忽视的历史路径细节，也直观地把选择的余地和代价暴露在外人的视野中。我们清醒地、不加滤镜地用裸眼看到，个人在时代的困顿里所作的努力及其限度。换言之，我们寻找的是不能被轻易归类的感受，让人意外、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