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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
内容简介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解析这一事件的维度主要有二，一个是政治史维度，一个是民族史维度，二者又有所交集。本书试图打通这两个维度，进行深度的讨论。著者细致地揭示了安史之乱前河北地区胡化问题，注意到安史之乱前幽营地区胡人的多元互动，把安史之乱之后的河北胡化，分成北部的幽营与南部的恒魏两个不同阶段，阐释其中意涵的差异。对于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借兵回纥，以及叛乱平定之际作为唐军统帅的仆固怀恩之叛，本书作了更为深入的梳理，尤其注意多种势力之间的角逐，呈现了更加繁复的历史风貌。
作者简介
王炳文，1986年生，甘肃庆阳人，兰州大学历史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现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唐代政治史与中古民族史。在《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中华文史论丛》、《史学月刊》、《唐研究》、（台北）《新史学》等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目录
第一章 被建构的“安史之乱”
一、“羯胡乱常”的中兴隐喻
二、从天命到人事：陆贽对于肃、代、德三朝历史的阐释
三、六十年重回太平：宪宗朝史臣群体对 安史之乱以来国史的重新书写
四、“盛唐”概念的演变与唐史分期
第二章 论河北胡化的两个阶段
一、从“胡地”到“戎墟”：河北意象的变迁
二、河北胡化说的演进
三、“营州胡”辨析
四、幽营与恒魏：河北胡化的两个阶段
五、“河北”形象的塑造
第三章 天宝党争与幽州格局变化
一、“忠王党”与朔方集团
二、玄宗对边镇新势力的培植
三、安禄山崛起的人事因由
四、安禄山叛乱前夕的实际权力分析
第四章 安禄山的族属与身世
一、“韩公屠帐”说考
二、六胡州之战与安禄山生父
三、安延偃：被迫的身份标识和后天的情感追寄
四、胡人家族势力与安禄山的崛起
五、“牧羊羯奴”与“互市牙郎”：马政视角下的青年安禄山
第五章 安史之乱借兵回纥事发微
一、弃置范阳：北线平叛方略的兴废
二、从“助顺”到“借兵”：借兵回纥事在唐人话语中的变化
三、朔方军与借兵回纥
四、仆固怀恩嫁女事发微
五、借兵回纥与唐马政变革
第六章 燕政权的嬗变与河北藩镇格局起源
一、从“燕”到“后燕”：安史之乱的分水岭
二、幽州文士集团的覆亡
三、偏裨与军州：节帅的两种成长模式及其消长
四、孤立史燕与媾和中兴
第七章 蕃部弃儿与河东公敌——仆固怀恩叛乱新探
一、仆固氏世系探原
二、仆固氏政治立场及其与回纥之渊源
三、反仆固氏诸蕃部的家世渊源及政治立场
四、仆固怀恩暗通河北藩镇的证明
五、蕃部弃儿与河东公敌：仆固怀恩反叛原因
附录：安史之乱年表
说 明
安史之乱年表
后 记
试读
论述至此,这个问题并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对安史之乱本身的分期意义予以探讨,而与唐朝国史重构密切相关的,是“盛唐”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划分唐朝,似乎已成为学界除安史之乱两分法以外的一种惯用常识。然而只要我们稍加用心去审视,不难发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朝代名居后而时间点在前,在历朝中似仅唐朝如此。[ 迄今为止,在正式的历史学指称中,未见有“初周”、“盛汉”、“中明”这样的划分概念,“初唐”等称谓给人的首先感觉,是语序上的明显倒置。当然,“晚明”、“晚清”等概念确实长期存在,但这恐怕更多来自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习惯,不能作为一般的参照依据。]尤为引人注目者,则在于唐朝的历史划分中出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盛唐”。与“初”、“中”等时间界定不同,“盛唐”带有显而易见的主观判断。以此为核心,此前的历史具有了明确的导向性和目的性,此后的历史则始终伴随着一个既有的参照标准。事实上,“盛唐”这一独特的概念正是探寻唐朝历史建构的关键点,有必要对其渊源流变加以还原和辨析。
“盛唐”一词,在唐代以前就已存在,其中的“唐”本指唐尧之世。《左传·襄公·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至《唐》,以“令德之后”赞美“陶唐氏之遗民”[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1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将音乐与唐尧盛世联系起来,成为后世追慕的历史图景。这一意象经汉武帝南巡祭祀而得以添加更为直白的政治喻义。元封五年(前106)冬,武帝“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此处盛唐为汉县,地当今安徽六安,武帝于此“望祀虞舜于九嶷”,射蛟于浔阳江,最后“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六《武帝纪》,1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极尽一时之盛,并成为汉家近典。建安十四年(209)曹操率军溯淮水至合肥与孙权接战,曹丕《溯淮赋》认为“虽孝武盛唐之时”[ (隋)虞世南撰:《北堂书钞》卷一三七《舟部上》,603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而不及,正是用了汉朝之典。魏晋以降,叠加了古典与近事的“盛唐”一词成为固定的文学意象。如果说庾信的“曲高大夏,声和盛唐”[ (北周)庾信:《周祀宗庙歌·昭夏》,见(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六,4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尚是单纯以唐尧入诗的话,谢朓《出藩曲》中“铙音《巴渝曲》,箫鼓《盛唐歌》”[ (南朝齐)谢朓:《出藩曲》,见(南朝齐)谢朓撰,曹融南校注:《谢宣城集校注》卷二,1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一句,以“盛唐”对“巴渝”,则已显然融合了两重典故。无论如何,“盛唐”一词在南朝已发展为高度成熟的典故,成为礼乐盛世的代名词。
那么这一成典是否会被以“唐”为国号的李唐王朝自然因袭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目前所见各类文献来看,唐人更倾向于使用“圣唐”、“皇唐”这一类名词来指称本朝。早在贞观五年(631),李百药为太宗所作《赞道赋》中便有“赫矣圣唐,大哉灵命”[ (唐)李百药:《赞道赋》,见(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四《规谏太子第十二》,132页,又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四二,1437页。]的说法,作于永徽二年(651)的《支茂墓志》也称志主“圣唐膺运,早预义旗”[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永徽○一六《大唐故户曹骑都尉支君墓志铭》,140页。],皆是以“圣唐”指称本朝。这种称呼终有唐一代始终存在,直至昭宗年间,司空图还有“圣唐照临万方”[ (唐)司空图:《华帅许国公德政碑》,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一〇,8519页。]之说,甚至后唐薛昭文的《陈十事疏》仍以“复居圣唐之运祚”[ (后唐)薛昭文:《陈十事疏》,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四三,8865页。]来赞美李存勗。“皇唐”之称与此相似。这种宣扬国威、昭示天命的自我指称自古即有,除了国号前加“大”字这种历朝通用的做法外,不同朝代又有一些特定的自称,如汉代人自称为“圣汉”、“强汉”[ 以汉元帝时为例,平当上书中有“今圣汉受命而王”的说法,而郑吉上书则称自己“幸得建强汉之节”。[(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七一《疏于薛平彭传》,3049页;卷七〇《傅常郑甘陈段传》,3008页。]],晋人自称为“圣晋”[ 晋惠帝初年,围绕秦王司马柬的丧制问题,中丞傅咸曾上书力争,言及“爰自汉魏迄于圣晋”[(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〇《李含传》,1641页]。],北魏时人亦称“圣魏”、“皇魏”[ 北魏孝文帝时,史官李彪上疏追述国初史事,称“圣魏之初,拨乱返正”[(北齐)魏收撰:《魏书》卷六二《李彪传》,1389页]。],皆是此类。就唐朝而言,“圣唐”往往出现在天命、天道等语境下,是唐人对于本朝的一种常见美称。
相比之下,“盛唐”的提法在唐朝初年就显得不是那么主流,出现频次也明显少一些。例如,王绩有“去去相随去,披裘骄盛唐”[ (唐)王绩:《赠李徵士大寿》,见《王无功文集》卷三,1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的诗句。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盛唐”之说在玄宗朝以后开始变得常见。例如,李华的“烈烈盛唐,祖武宗文,五帝赧德”[ (唐)李华:《含元殿赋》,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一四,3188页。],以“盛唐”勋业比五帝功德,显然是将唐朝称为“盛唐”。刘禹锡为李绛文集所作序言称其为“盛唐之遗直”[ (唐)刘禹锡:《唐故相国李公集纪》,见《刘禹锡集》卷一九,2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考虑到孔子将叔向称为“古之遗直”[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昭公十四年”,1367页。],则梦得此处似以“盛唐”为古。元和十四年(819)的《王守廉墓志》有“远祖从宦,因居上党焉,相袭自远,迄于盛唐”[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元和一三三《唐故左领军卫太原丰州府折冲都尉员外王府君墓志铭并序》,2043页。]的说法,以“盛唐”指唐朝立国以降;开成四年(839)的《辅氏墓志》同样以“迄于盛唐”[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成○三○《唐左春坊太子典膳郎河东卫君夫人扶风辅氏墓志铭并序》,2189页。]的说法指称唐代。一句话,“盛唐”的概念在玄宗朝之后逐渐清晰起来。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仍在于我们此前提到的古文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其终极诉求在于对全新文风的确立,这使得古文学家们亟须书写一部近世以降的文学演变史,借以突显古文兴起的历史意义。及至代宗朝,梁肃提出了唐代文章三变的重要观点,称:“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 (唐)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一八,5261页。]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古文学家奉为圭臬,并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得以在唐亡之后持续发酵,得到了欧阳修等宋代文人学者的高度认可。在编撰《新唐书·艺文志》时,欧阳修对唐代文学的演变做出了更加明晰的划分: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北宋)欧阳修、(北宋)宋祁撰:《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传上》,5725~5726页。]
与梁肃相比,欧阳修得以完整地观察有唐一代的文学演进,也因此做出了更为宏观的总结。他将韩愈确立为第三代唐文领袖,体现出对古文运动的充分肯定。事实上,这种三分变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 参见徐海容:《“唐文三变说”的提出及相关问题》,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74~77页。],但欧阳修的划分显然具有更为现实的诉求。如果上述引文尚不能完全看出来的话,那么下面这段出自《新唐书·兵志》的论断恐怕就是无人不知了:
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骑,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北宋)欧阳修、(北宋)宋祁撰:《新唐书》卷五〇《兵志》,1323~1324页。]
两相对比,我们发现唐文三变的落脚点在于古文,而兵制三变的落脚点则在于藩镇。无论是古文还是藩镇,都是何其现实的宋人诉求!正如张国刚所说,“中国官方史学传统的惯常现象是,新王朝关注什么问题,就会在官修史书中特别突出地总结前朝在这个问题上的得失”[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2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欧阳修来说,兵制的三分法从“垂戒资治”的层面体现出他对唐朝历史的精准把握[ 参见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4),178页。],与文学的划分无涉。所谓一变而唐兴,再变而唐盛,三变至唐亡,此“兵之大势”实已上升至唐代政治乃至历史演变的高度。然而对于学界乃至普通大众来说,却很容易将唐代的古文之变与制度之变混为一谈,从而使唐代制度史的研究滑入一个万金油般的“盛唐”概念中。
这种被混淆后的“盛唐”概念颇具弹性:特指玄宗朝之兴盛时,它具有历史学的分期参照功能;泛指有唐一代时,它又充溢着追慕昔日繁盛的感性情绪。尤其是它的泛指功用,对于唐朝形象在民众思想中的普及,以及对于唐代历史的程式化,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范祖禹曾对治乱之法有如下论述:“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汉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当以盛唐为法乎?当以季汉为法乎?”[ (北宋)范祖禹:《转对条上四事状》,见《范太史集》卷二二,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274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是以太宗贞观之政当为“盛唐”。又如,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除地名以外的“盛唐”集中出现在五代部分,多是对整个唐朝的追忆。[ 例如,论及蜀主王衍“禁锦绮珍奇不得入中国”时,援引“自盛唐以来,蜀贡赋岁至京师”之旧事加以批判;又如,指出“后唐盖仿盛唐之制,朝会立仗有亲、勋、翊三卫”。[(北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五月”条,8921页;卷二七六,“天成三年八月”条,9022~9023页。]诸如此类多达十余处,均以“盛唐”代指唐朝。]再如,《辽史·仪卫志》中有“盛唐辇辂,尽在辽廷”[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五五《仪卫志一》,9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的说法,显然是以“盛唐”指称唐代。史家尚且如此,民众又何以免俗。这种高度情结化的因素逐渐渗入欧阳修确立的唐史三分法,再加上安史之乱早已形成的分水岭形象,最终在不知不觉中演变为后来常见的唐史分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