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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
内容简介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变迁中，儒家思想为什么会成为核心价值观？哪八位帝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哪些制度左右着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动员？……
本书是一本视角新颖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全新揭示了秦统一后帝制国家皇权系统的运营逻辑，并力图从中找寻变迁规律，揭示王朝循环的原因，总结历史得失。作者将数十位帝王的故事与大历史视野相结合，既是一部中国历代皇帝评说总集，又梳理了两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便于读者快速理解帝制中国两千年兴亡得失的机理。
作者简介
沈刚，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历任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编辑。后创立唐神传播任董事长至今。小说《别了，十八岁》 获“萌芽”文学奖，出版小说集《别了，十八岁》。
精彩书评
作者并非专业研究者，却具有旁观者的清醒和独特视角，值得一读！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
读后一个至深印象是，秦以来两千年王朝政治就是兴盛衰亡四个字。如何走出历史循环这一死结，作者通过皇权系统运营的五个维度，给出共情且新颖的解释，读后很受启发。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企业管理者眼中的中华千年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方法。读者能从中吸取经验，治国、做企业都是一回事。希望你读了这本书也有相同的感悟。
——刘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从一个特别的框架和视角出发，分别为中国四十余位有代表性的统治者撰写评传，连接起来又是一部两千年的帝制政治史，相当有创意，值得企业领导、政府官员和历史爱好者一读！
——姜鸣（晚清史、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专家）
本书以中国历史上的帝制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剖解每个时期的治理体系和有代表性的样本，让历史的经络骨骼豁然而出，是一部有独特视角和创造力的研究之作。
——秦朔 （《第一财经日报》创办人)
目录
绪 章 帝制时期的运营和治理
第一章 创制：秦汉第一帝国
第一节 秦始皇：开创还是毁灭
第二节 摸着石头过河的汉高祖
第三节 忍者汉文帝
第四节 汉武大帝的矛盾人生
第五节 汉宣帝：霸道王道两手抓
第六节 新帝王莽的理想国
第七节 汉光武帝：儒生皇帝的政治实践
第八节 桓灵末世
第二章 重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阶段
第一节 曹操、魏文帝的三国时代
第二节 晋武帝：统一还是崩溃
第三节 晋元帝：东晋政权的士族专政
第四节 前秦天王苻坚：大一统的失败尝试
第五节 职业军人宋武帝
第六节 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
第七节 梁武帝崇佛和西魏宇文泰改革
第三章 调整：隋唐第二帝国
第一节 文帝、炀帝：二世隋朝
第二节 天可汗唐太宗
第三节 女皇武则天的逆袭之路
第四节 成败唐玄宗
第五节 唐宪宗：承前启后的中兴
第六节 武宗和宣宗：帝国的落日
第四章 完善：五代辽宋金对立阶段
第一节 辽太祖太宗：契丹版的一国两元体制
第二节 宋太祖：最后的篡位者
第三节 宋仁宗：盛治和改革
第四节 宋高宗的南渡岁月
第五节 金世宗与宋理宗：文治的迷思
第五章 固化：元明清第三帝国
第一节 元世祖：因俗而治，蒙汉相杂
第二节 明太祖的恐怖政治
第三节 明成祖和他的儿孙
第四节 明世宗：革新与停滞
第五节 深居宫中的明神宗和崛起的努尔哈赤
第六节 明思宗殉国与皇太极、多尔衮建国
第七节 最后的康熙大帝
第八节 乾隆帝的盛世自恋
第九节 道咸大碰撞
第十节 慈禧太后，帝制的终局
结论
治理体系中的最高统治者
后记
我的跨界历史写作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曹操、魏文帝的三国时代
魏文帝曹丕是帝制时期第一位通过禅让革命，成功实现运营系统品牌转换的皇帝。曹丕追尊父亲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曹操是死后被儿子封为皇帝的第一人。曹魏政权建立，脱胎于东汉末运营系统的溃败。从党锢之祸到董卓进京，忠于儒家价值、汉政权和皇帝本人的三合一信仰系统崩溃，各地呈现碎片化割据。曹操以法家的严刑峻法，力图振作统治者的权威，把唯才是举、“明达法理”作为进入组织体制的依据。这些是对东汉后期政治松弛、用人注重门第的虚誉风气的纠正。然而，曹操虽然扫平群雄，恢复了北方地区的秩序，却无法凝聚新的价值共识，从而重建具有全新品牌的皇权运营系统。曹丕正式立国称帝后，复太学、修孔庙和兴儒学，倡导儒家教化，以此为统治的核心价值。他确立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既是将用人权收归中央政权，也是对服膺儒教的士族地位的认可。
曹丕赞同汉文帝刘恒与民休息、以德化民的执政理念，从总结汉政权运营得失的政治正确出发，严格防范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势力对于皇权的威胁，但是，始终未能迅速重塑天下士人共同忠诚的信仰。曹魏政权不仅无力统一南方蜀汉、东吴控制的区域，而且仅过二十余年，即发生最高统治者的继承危机。辅政大臣司马懿乘机发动了夺权政变。
曹操的困局
曹操的父亲曹嵩，为宦官曹腾之养子。阉人养子之后是曹操入仕后难以抹去的污名。曹操早年任洛阳北部尉时，棒杀违反宵禁令的宦官蹇硕之叔父，策划暗杀中常侍张让，上书为陈蕃、窦武等人鸣冤，都意在和宦官势力划清界限。可惜无论是上述行为，还是任济南相时励精图治，或是朝廷征召他当东郡太守、模仿名士挂冠求去的作派，都仍然得不到士族党人内心的认同。
袁绍、公孙瓒和刘表等士族、名士割据一方，不敢再受命另启新的运营系统，也不愿继续忠于被挟持的东汉献帝政权，实际上是对天下危局束手无解。曹操迎献帝至许昌，以东汉政权正统的名义平定各地，先后击败袁术、吕布、张杨、眭固和张绣等势力，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袁绍军政集团，北征乌桓、南伐荆襄、西讨凉州，虽在赤壁大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的联军，但是，基本重建了北方中国的治理秩序。
在统一战争的政治实践中，曹操为了处理组织体制内人力资源不足的状况，三次下达求才令。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曹操所标明的唯才是举政策，并不是以道德作为标准的，以名节、德行为核心的儒教征辟选官制度一定程度上被废除。陈寅恪先生甚至判断，曹魏是得到部分豪族士大夫支持的法家寒族政权。曹操任兖州刺史时，诛杀名士边让，曾引起陈宫、张邈等当地士大夫起兵反抗，曹操诛杀孔子二十世孙名士孔融，更激发天下士人对他可能篡汉的警惕和批判。曹操的这些行为，或许是源于他非士族出身心理自卑的报复，或许是他从中央集权的统治策略出发，强悍打击日益兴盛的世家豪族势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奉行重刑明典的法家治理策略，即汉宣帝言汉家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中的霸道方法论。
东汉政权晚期连年战乱，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曹操同样以法家的农战思维，解决国家物力、财力资源严重缺乏的困境。即政府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直接把农业劳动者组织起来， 置于独立的郡县系统外的屯田官员管理之下。屯田包括民屯和军屯两种，屯田客、屯田士兵相当于国家的佃客，屯田地区遍及政权所控制各地。国家每年所获的粮食，源源不断地从那里提供给前线作战的军队。
公元200年、214年，曹操两次和汉献帝身边近臣亲属发生冲突。参与倒曹行动的车骑将军董承等多位大臣，除刘备事先出走外，均被族灭。怀孕的献帝妃董贵人、伏皇后和她所生两位王子，以及伏后之父伏完等宗族数百人，全遭杀害。
曹操长期担任东汉政权的丞相，兼领冀州牧。公元216年，曹操被封为魏公，以邺为都，公然立宗庙而祭社稷。公元219年，曹操进爵魏王，出入服饰礼仪与天子无异，不仅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还相当于自建了和东汉政权并行的运营系统。曹操被封魏公时，远在成都的刘备、许靖和马超等人上书献帝，痛骂曹操“窃执天衡”“剥乱天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但他并不以为意。曹操称魏王后，孙权上表劝他称帝，曹操却哈哈大笑：“是儿欲踞吾着炉上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无法再做忠贞的汉臣，但他也相当清楚，天下士人不可能支持他打着兴汉的旗帜代汉。曹操最信任的首席谋士荀彧，因此忧愤而死。这不仅是曹操个人的困局，而是当时整个时代，价值观和方法论严重背离后形成的死结。
前言/序言
后 记 我的跨界历史写作
我少年时代即酷爱文学和历史，大学二年级时，在《萌芽》杂志上发表小说《别了，十八岁》， 第二年获得萌芽文学奖，二十一岁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当年曾是上海市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国家掀起新的一轮改革开放高潮，我从报社辞职创业，对于虚构类作品的关注急剧减少，而将工作之余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的阅读和思考。
相较于文学探索人性，历史学更多地研究组织或团体的兴亡得失，这和我所从事工作的内容颇有相通之处。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一大批中外企业风起云涌，激荡沉浮。作为专业从事品牌推广的广告公司负责人，我有幸接触到了许多行业中名列前茅的企业，目睹了他们的成功、扩张和挫折，从服务实践、和客户充分地互动中，总结出品牌主体运营系统五个维度的理论，即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保障和资源动员的角度，去分析品牌主体创业、运营和变迁的规律。
这一时期，我又陆续读了许倬云先生的历史文化著作，特别是他的《从历史看组织》等系列跨界作品，从管理学视角剖析大历史的进程，遂萌生了从品牌主体运营系统多个维度，去重新研究历史、叙述历史的想法。
企业和国家政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和持续经营，政权追求社会统治和有效管理，两者的价值并不一致。但从同为品牌主体的视角而言，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企业生产有形的或无形的产品，满足目标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占有和扩大市场份额，如果把政权的运作视为企业的经营，那么这一国家或地区就相当于市场，所处国
家或地区的民众，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所谓政权的产品，指政府对内对外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离不开国家统治策略的相关制度安排、法律设计。
品牌是品质的保障。品牌是品牌主体所拥有的超值的无形资产。品牌体现了广大消费者对于特定主体的认可、偏爱和忠诚。中国古代从以血缘为主体的氏族，到血缘和地域并重的部落，最终形成部落联盟形式的最初国家，或以图腾或以地名发展而来的国号，应该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品牌主体的名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表达了不同品牌主体的区隔，而所谓明德者，当为凸显品牌的核心价值。古代的军政集团或者统治王朝，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可以看作是政治品牌主体被认可的过程。
差不多二十余年间，我一面阅读了大量的近现代史上重要政治人物的著作选集、回忆录、口述历史和访谈录；一面又阅读古代史籍，特别是前四史，买来全套文白对照的《二十四史全译》和《资治通鉴》，适应了较快地阅读文言文的状态。同时，我还阅读了一大批古代史、近现代史专家前辈的著作专论，积累了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
我在对中国历史的研读中发现，秦汉以来的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尽管历经三个连续性的大一统帝国时期，以及两个相对较长的分裂时期，各个阶段不同政权的运营系统呈现出相对的特殊性，但是整体而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统治策略，与孔孟的儒学核心价值相结合，最高统治者及作为组织体制主体的士大夫文官势力，通过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采用严密户籍登记的编户齐民制度，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控制和动员。在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内，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高度统一，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文明闭环。运营系统五个维度某一部分或某几部分，虽然可能发生周期性危机，严重时将造成政权更迭、王朝倾覆，但只要新的朝代建立，统治者对失衡的关系进行调整和修复，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方法论的治理体系，依然能够进入有效延续的循环。
1840年后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指构成这种循环的闭环治理体系的崩塌，是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明治理体系碰撞的结果，反映了支持儒家农业文明运营系统的五个维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和瓦解。我从环境、价值、策略、组织和资源多个维度，去分析两千年历代治理的成败得失，特别是观察最高统治者在运营系统中的作用，既不是历史事实的重新考证，也不是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而是综合了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多方面知识，展开大历史跨界写作的一种尝试。
我是在2020年春节后，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得不居家在线上班，由此开始本书的写作。由于我从事的工作以甲方为中心，我常缺乏整块的时间用于阅读和研究。我几乎所有的写作，都发生在工作之余的碎片化空隙。疫情的发生使我减少了出差和应酬，反而拥有了更多写作的时间。为了保证随时随地利用间隙写作，我还把写作软件安装到手机上，一旦脑海里出现思想的火花，立即将其记录下来。历史写作最忌讳出现与史实不符的硬伤，对于书中展现的历史脉络和细节，我都尽可能地反复查证。对于一些文献上不同的、矛盾的记录，我都反复予以比较，融入个人从事管理和传播工作的感悟，最终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严格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逐步展开和深入我的思考，坚持遵循严谨的历史研究和评论的态度。我不能接受那种先有观点，然后为了论证观点而选择性运用论据的研究方法。有些章节我不满意便推翻重写，我愿意在学习和发现中，不断地修正自己、提升自己。作为一名前文字工作者，我对于书中的遣词造句也比较纠结，所以，我的写作速度较为缓慢。
感谢母校的前辈、学长和同学，葛剑雄、马勇、刘统、姜鸣和秦朔等先生，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做了推荐。我曾到复旦校园专门拜访了葛先生，他对我的历史写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希望我以后可以更聚焦某一朝代、某一具体人物或事件，这使我相当受益。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参考了包括葛先生在内的多位学者的作品，从中汲取养料、获得灵感，书尾我专门列出了主要参考书目的清单，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敬意。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赵运仕先生，这几年一直给予我肯定和鼓励。感谢张洁、倪小捷两位年轻的编辑，在审读和编辑过程中，她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感谢我公司的工作伙伴们，我的关于品牌主体运营系统五个维度的思考，离不开我们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努力中，共同的交流和碰撞。最后，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妈妈、太太、儿子，还有已经仙逝的祖母和父亲，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我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进行广告创业，或者是探索大历史写作，他们都给予了我最坚定的支持。
由于我水平有限，本书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尚未发现的谬误和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并可给我发邮件(shengang@tangshen. com) 指正。谢谢!
作者2022 年1 月10 日于上海
选自沈刚《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