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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内容简介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马克斯韦伯知名的著作之一。在书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篇。韦伯力图使用新教、清教、加尔文教等教徒生活、学习的例子阐述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作者简介
阎克文，1956年生，浙江大学兼任教授、浙大城市学院讲座讲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斯·韦伯全集》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6ZDA087）骨干专家。该书为项目阶段性成果。主要译著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君主论》、《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马克斯-韦伯传》（与王利平、姚中秋合译）等。
[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主要著作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以及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等。
目录
中译者说明
英译者序塔尔科特·帕森斯（1930）
新版序言塔尔科特·帕森斯（1958）
前言R．H．托尼
导言 安东尼·吉登斯
导读 兰德尔·科林斯
导论 斯蒂芬·卡尔贝格
《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绪论京特·罗特
宗教社会学序言
第一部分 问题
第一章 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观——研究的任务
第二部分 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用伦理观
第四章 人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A．加尔文宗
B．虔信派
C．循道宗
D．浸礼宗诸教派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注释
索引
附录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评结束语
精彩书摘
最好还是举例说明一下吧。今天，人们常常以女工，特别是未婚女工为例说明那种落后的传统劳动方式。雇用女孩子，特别是雇用德国女孩子的雇主，几乎个个都在抱怨，说她们差不多全都不能也不愿放弃那些世代相传或者已经学会的工作方法以便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不能也不愿适应新的方法，不能也不愿学习，不能也不愿集中她们的才智，甚至根本不能也不愿使用她们的才智。如果向她们解释，这样会使工作更加简单易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给她们带来更多的好处，总的来说，这种解释根本不会得到理解。提高计件工资的方法在习惯的石墙面前总要碰壁，不能奏效。总的来说，只是那些有着特定宗教背景，尤其是具有虔信派背景的女孩子，情况才会不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一点不无重要性。人们时常听说，并且统计学的调查也证实，这个群体当中有着最好的经济教育机会。在这里，与专心致志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职业责任感最经常结合在一起的，则是计算高收益可能性的严谨秩序，以及能够极大提高绩效的冷静自制和节俭。它们为这样的劳动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被当作目的本身、被视为一种天职的劳动。这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劳动，再加上宗教教育的背景，就为战胜传统主义带来了最大的机会。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一观察本身就意味着有必要一问，对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宗教因素是怎样结合起来的。因为，有大量事实可以说明，这些宗教因素甚至在当时就以与现在大致相同的形式存在着。例如，18世纪循道宗工人遭到他们工友的憎恶和迫害，绝不只是甚至也不主要是他们在宗教上持异端观点的结果，英国就曾有过许多这样的乃至更加异端的观点。毋宁说，正像一些报道一再提到他们的工具遭到破坏所提示的那样，是因为他们那种一如今天我们所说的特殊的劳动意愿。
然而，还是让我们再回到这里，这次回到企业家身上，以便澄清传统主义在企业家身上意味着什么。
松巴特在讨论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曾把需求的满足和获利区分为经济史上的两大主导原则。他认为，就支配经济活动形式和经济活动方向的目的而言，前一种情况是为了获得满足个人需求的必需品，后一种情况则是努力获取不受需求限制的利润。他所说的需求型经济，初看上去，似乎和这里说的经济传统主义是同一回事。如果把需求概念限定为传统的需求，或许是这样。但是，如果需求概念并不仅限于传统需求，那么，一些经济类型就要被排除在获利型经济的范畴之外，而被归入到需求型经济的范畴之内，但是按照松巴特在其著作的另一部分中给资本所下的定义，这些类型必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类型。企业，即那些由私人企业家经营，利用资本（货币或具有货币价值的货物）以赢利，购买生产资料和出售产品的企业，就是说，具有毋庸置疑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或许同时也具有传统主义的性质。这甚至在现代经济史的过程中也不仅仅是个偶然的情形，毋宁说，这是一个规律，是资本主义精神日益有力的反复征服在频繁打断这个规律。固然，企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和经营企业的精神一般都有某种相互适应的关系，但是，它们并非必须相互依赖。尽管如此，我们暂时还是使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表述来描绘那种理性而系统地按照我们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加以说明的方式去追求利润的态度。无论如何，这已得到如下历史事实的证明：一方面，这种精神态度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企业则从资本主义精神那里汲取到了最恰当的动力。
但是，两者也很可能分头出现。本杰明·富兰克林浑身都浸透着资本主义精神，但在当时，他的印刷工场在形式上与任何一个手工业企业都没有差别。我们将会看到，在现代之初，商业贵族中的那些资本主义企业家，既不是我们这里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态度的唯一体现者，也不是它的主要体现者。更多体现了这种态度的，乃是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下层工业中产阶级。甚至在19世纪，它的典型体现者也不是利物浦和汉堡那些风度翩翩的绅士（其商业财产是世袭而来的），而是曼彻斯特和威斯特伐利亚那些在非常普通的环境中靠个人奋斗而崛起的新贵。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那时兴起的企业多是由新贵创建的。
前言/序言
作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翻译者，我理应在此新版印行之际表示极大快慰。它作为现代经典的地位已经确定无疑，这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来说，当然就是达到了最高境界。尽管德文原著早在1904-1905年间就已发表了，但英译本1930年在英国初次面世时，除了宗教和经济史领域中范围有限的学者圈子之外，它几乎还不为人知。此外，至少在英语世界，《新教伦理》的作者韦伯与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和研究经济与社会之关系（《经济与社会》）的作者韦伯，这两者之间的声望也几乎毫不搭界。
从那时以后，韦伯多数极为错综复杂的比较-分析社会学著作以及大部分经济史著作都出版了英译本。虽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可以说，韦伯著作的主体部分，今天的英语读者已是唾手可得，如果读者愿意费些力气在韦伯更广阔的研究旨趣和思想背景中解读《新教伦理》，已经有可能无需求诸德文原著也大体上可以做得到了。
然而，除了他的著作从文献上已经绝对唾手可得以外，也由于毕竟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一时期大有发展，因而也有必要从一个完全不同于在《新教伦理》最初的影响下占据了支配地位的视角去看待这部名著。
可以说，早先人们的解读基调往往都是直接着眼于韦伯更有切身感受的那个特殊历史问题，即17-19世纪西欧家族商号类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发展。在这个框架中，首要的问题似乎涉及对历史变迁中的“观念”和“物质”因素加以平衡。之所以会有这种倾向，部分原因是韦伯本人所说的“因果链的一环”，部分则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思想趋势，比如下面由托尼教授撰写的前言（作于1930年）中就突出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背景下，相对而言几乎就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才是韦伯进行分析说明的焦点所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韦伯与其他人一样把追求利润的工商企业放在突出位置，但他谨慎地指出，这并不是仅仅以利润为取向，把它视为至关重要的标准，而是说，这是一种细致、系统的理性规划与纪律背景下的取向，它把赢利与“官僚制”经济组织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也与高技术联系在了一起，而通常在他笔下，高技术最终就是发展出了一种科学基础。
于是，在描绘现代制度性与组织性秩序时的叙述重点方面，韦伯引入了一系列十分关键的新要点，其中大部分对于当时的经济-历史讨论还很陌生。这些要点非常有助于理解19世纪家族商号资本主义与现代大规模工业组织、科学技术和“大政府”之间的连续性要素。特别是，韦伯通过他的权威类型背景中的官僚制理论对政治科学家产生的影响，便足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现代工业秩序的诊断人，他大概是最为重要的诊断方案的主要设计师，而这种方案适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分析类型，不论后者是严谨的还是轻率的。
韦伯往往是在对社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进行比较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表述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解释。因此，他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经验主义分析家之一，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原创性理论大师之一。就此而论，他的著作虽然断断续续，并不完善，但通过广博的知识以及比较社会制度的细致的结构分析，是韦伯首先将价值观在决定人类社会行动时的作用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从而彻底淘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陈言旧说。因此，正如工业秩序的事例一样，在这个综合性理论领域，韦伯著作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他如何判定观念因素还是经济因素具有相对重要性，而在于他分析社会行动系统的方法，因为在这个系统中，对行动发挥了影响的不光是“经济力量”，而且还有观念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