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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5：危机与考验》
内容简介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考察了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王朝结束数千年的历史轨迹，充分运用近百年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丰硕成果，以广泛的社会结构、社会思潮、文学艺水、百姓生活为切入点，将那些被搁置在学术象牙塔的新知识、新方法一一呈现给普通读者。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5：危机与考验》为第五册，紧紧围绕东汉帝国的独特运作方式展开论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从秦汉到隋唐之间的过渡有着有趣的历史演进模式，你会看到：东汉和西汉都是“汉”，但东汉政权是由皇帝和世家大族共治；外戚、宦官和士族三方势力在朝廷上反复拼杀，最终瓦解了汉帝国；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可以在东汉找到源头，那就是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王充是一位很特别的思想家，无意中成了汉代儒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人物……
作者简介
杨照，本名李明骏。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杨照集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时评人、出版人、主持人于一身，曾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约聘助理研究员、静宜大学和政治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台湾艺术学院戏剧系兼任讲师、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明日报》总主笔和公共电视“公视论坛”主持人等。现任《新新闻周刊》副社长兼总主笔、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曾获各大文学奖项，他的著作包括《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故事效应》《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我想遇见你的人生：给女儿爱的书写》《迷路的诗》《想乐：聆听音符背后的美丽心灵》《永远的少年》《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寻路青春》《推理之门由此进》《以平等之名：托克维尔与<论美国的民主>》《打造新世界：费城会议与<美国宪法>》《呼吸：音乐就在我们的身体里》等。他的创作涵盖剧本、小说、散文、时评和文化评论等，他也被梁文道称为“经典摆渡人”，在近十年里，他开设的经典课堂已经讲了170本中外经典著作，《经典里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是对十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而“人的哲学三部曲”（《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午夜十字路口梦见弗洛伊德》《小猎犬号上追随达尔文》）则是对19世纪重要的西方经典的解读。他的新作品《杨照说中国史》（全13册）是他在台湾敏隆讲堂连续开设五年的系列课程，将中国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朝结束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
目录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第一讲 西汉、东汉大不同
01 历史的功用只是以史为鉴吗？
02 带着同理心研究历史
03 西汉的主流观念
04 王莽为什么热衷于改官名？
05 “天人感应”与扭曲的政治运作
06 王莽莫名其妙的统治
07 王莽破权后期的骚乱
08 众叛亲离的王莽
09 刘秀的崛起与隐忍
10 王莽死后的权力斗争
11 旧秩序与新生命
第二讲 外戚、宦官和上族的博弈
01 从周到汉的天命观念
02 谶纬之学与西汉、东汉交替
03 定都洛阳与西北局势大变
04 东汉皇后的背景非常深
05 西汉、东汉政治的根本差异
06 世家大姓的兴起是东汉一大特色
07 不懂外戚，就没法懂得东汉政治史
08 皇权衰弱与外戚、宦官轮流掌权
09 士族的兴起与清议挑战既有格局
10 外戚、宦官和外朝士族的三方争斗
11 权倾朝野的跋扈将军梁冀
12 皇后不只是皇后，皇太后也不只是皇太后
13 宦官诛杀梁冀，士族和宦官对立
第三讲 汉帝国的运作和社会风气
01 “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
02 历史事物的延续和断裂
03 汉朝二十等爵制对帝国秩序的帮助
04 二十等爵制的运转
05 二十等爵制的运转（续）
06 代田法和牛耕的发明
07 农业技术发展的社会效应
08 两汉的城市发展
09 豪左都成了豪右
10 东汉宗族组织的变化
11 东汉厚葬风气与六朝门第雏形
第四讲 汉朝的食衣住行
01 从汉字看稻米种植的扩大
02 汉朝人主食麦，一天两餐
03 汉朝人吃的其他食物
04 外来食材和烹饪方式
05 蔬菜、肉食和饮品
06 食物制作和食物保存
07 汉朝人的衣着
08 衣着颜色和各式各样的鞋子
09 汉朝人的居住
10 汉朝建筑的创新与堂间建筑风格
11 汉朝人的出行
12 汉朝的食衣住行总结
第五讲 民间宗教与汉末乱局
01 汉朝主流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世界观
02 主流世界观如何形成
03 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塑造人们的观念
04 天人感应的实际用途和专职巫者
05 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
06 皇太后才是理解东汉政治的关键
07 皇帝卖官，生意越做越大
08 地方大族趁乱崛起
09 清流品评搅局政坛
10 地方乱局与道教的兴起
11 太平道的黄巾起事
12 五斗米道与帝国分裂
……
第六讲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大不同
第七讲 豪族世家与部曲佃客
第八讲 天马行空的王充和魏晋清谈
第九讲 魏晋新文化的形成
第十讲 外来势力的迫近
精彩书摘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5：危机与考验》：
西汉的主流观念
在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西汉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人们对经书的强烈信仰。许多人认定，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经书里，甚至只能在经书里找到答案和解决方法。现实的答案与解决方法，早就封存在古老的文字里。
和经书地位上升同时发生的是，人们深信文字具备神秘的力量。社会上对古老文字的迷信，再加上越来越庞大的感应世界观系统，是王莽崛起的基础。而王莽的败亡，也和这两个根本因素脱不了干系。或者应该这样说，过度相信和过度强调这样的观念，酿成了王莽灭亡的悲剧。
对王莽的新朝，《汉书》里有一段关键的话：“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意思是，王莽相信制度，他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定制度上，为什么制度定了就能天下自平？因为定制度的方法，是“讲合六经之说”，即符合经书中包含的真理。于是，所谓定制度其实也不是真正地专注在思考制度上，而只是扩大版的经学讨论会，即讨论确定经学的意义，再按照这答案来定制度。这谈何容易！整个朝廷都卷在无穷无尽的经学讨论中，没空做任何其他的事，政务便以惊人的程度快速地荒废了。
会发生这样的事，也是因为王莽不觉得除了讨论经学意义以定制度之外，还需要做别的事。制度的实施与发挥作用，对他来说不成问题。“天下自平”，怎么个“自”法？就是靠感应。按照感应的观念，对的制度立即就能和要关联上的人、事、物产生自然感应，发挥对的作用。这里没有我们现代习惯、熟悉的因果律，或者说，以今天的理性逻辑来看，其因果关系是跳跃的，由某因到某果的这个联系没法环环相扣地建立起来。
以演绎和归纳为基础的完整因果逻辑，很晚才在西方建立起来。在因果逻辑、科学思考普遍流行之前，不只是在中国，不只是在汉朝，很多文明、很多社会都以直觉接受了感应，以感应作为分类、掌握世界变化的观念工具。感应的基础，就是物以类聚，即类似的现象被人们按照想象放在一起，且相信它们彼此之间会有自然的交互影响。
王莽是西汉感应流行下的产物，建立新朝的他遵循同样的规则。他严重缺乏对程序、因果的思考，从来不想也从不担心，从A出发该如何走到B。对他来说，只要确认了A和B是同类，那么这边建立起A，不管B在A多远之外，依靠感应，B就随之改变了。王莽极度重视“名”，他相信“正名”，也就是说给事物对的名字，用对的方式称呼后，借由感应，事物也就被纠正了，即它按照名字获得了应有的性质，从而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之前论述过汉赋的发展，看到汉赋背后重要的动机，是为新世界命名。为什么要发明、运用那么多新鲜、生僻的字？因为新朝代的新天新地，有很多新事物和新现象需要相应的名字。有了名字，它们才能有固定的分类，才能为人所理解，所掌握。
王莽耗费心力所做之事的核心也是命名，他认定如果能让帝国中万事万物都有合适、正确的名字，那么只靠名字产生的分类感应力量，就能给帝国带来合适且正确的秩序。
基于“正名”的原则，西汉东方的属国，就不应该叫“高句丽”，属国怎么能“高”呢？于是，王莽的新朝就强迫“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更严重的还有西汉北方最大的邻国匈奴，王莽认定，西汉之所以和匈奴之间有这么多冲突，归根结底就是匈奴的名字害的，匈奴“匈”什么啊，改名为“恭奴”，他以为这样一来，匈奴就会因“正名”的感应效果变乖，变恭顺了。
不仅如此，王莽还要将匈奴国君“单于”的称号，改为“降奴服于”。这样他的地位明显就比中原皇帝的低，也就确立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匈奴就不会挑战中原王朝的权威了。当然，现实中，如此改名非但不会让“下旬丽”“恭奴”都变得恭下，反而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他们给东方和北方边境带来了巨大的骚乱与不安。
……
前言/序言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地，《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体会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也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自己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的真诚风范，还牵涉到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气氛。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纯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因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所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中国通史”课堂负责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项作法。他公开地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片断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获得贯通的中国史理解？学生被钱穆的质疑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进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要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他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钱穆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他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抗战中，就在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
02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我们可以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以及北大历史系接受让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宁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用原来的方式教的，是“简化版中国史”，不是“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的关键，当然是在“通”字，而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上下两千年的时代，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不在如何收集两千年来留下来的种种数据，而在如何从庞大的数据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间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关键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数据；留下记录数据可供后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么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要做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最简单、最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致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导致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藉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正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索出意义与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们能从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中找出什么样贯通原则或普遍主题呢？还是从消化漫长时间中的种种记录，我们得以回答什么只有放进历史中才能回答的关键大问题呢？
这是司马迁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理想，这应该也是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从头到尾教“中国通史”的根本精神价值来源。“通史”之“通”在于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的其中一个，藉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是按着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人从不同观点来讲，那么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
03
这也是我明显自不量力一个人讲述、写作一部中国历史的勇气来源。我要说的，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的一部份，讲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我说的，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有我如此述说、如此建立“通古今之变”因果模式的道理。
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认识”。意思是我自觉针对已经有过中国历史一定认识的读者，透过学校教育、普遍阅读甚至大众传媒有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些刻板印象。我试图要做的，是邀请这样的读者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来检验一下你以为的中国历史，和事实史料及史学研究所呈现的，中间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选择我的中国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相当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运用在研究中国历史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至于活在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都还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重新认识”的另一个目的，是回到“为什么学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知识一来是根本随时在互联网上都能查得到，二来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不然是学用现代想法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历史戏剧吗？这样的历史，固然有现实连结，方便我们投射感情入戏，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有什么帮助呢？
在这套书中，我的一贯信念是学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学What──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更要探究HowandWhy──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没有What当然无从解释HowandWhy，历史不可能离开事实叙述只存在理论；然而历史也不可以、不应该只停留在事实叙述上。只叙述事实不解释如何与为什么，无论将事实说得再怎么生动，毕竟无助于我们从历史而认识人的行为多样性以及个体或集体行为逻辑。
借由述说漫长的中国历史，藉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思考今日当下这个文明、这个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二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在时间之流里，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一块，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变化。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变貌，总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变化之前，让我们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说法视为理所当然。
04
这是一套一边说中国历史，一边解释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书。我的用心是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当作是斩金截铁的事实，而能够在阅读中部份地主动参与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这套书一共分成13册，能够成书最主要是有台湾的“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让我能够两度完整地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次的课程都前后横跨五个年头，换句话说，从2007年第一讲开讲算起，花了超过十年。十年备课授课过程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消化各式各样的论文、专书，也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努力吸收这些研究的发现与论点，尽量有机地编组进我的历史叙述与讨论中。明白地说，我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进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独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究冲动，虚心地站在前辈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也才能找出一点点“通”的心得。
这套书有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时间范围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这样一套书，一定不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错误。我只能期望能够将单纯知识事实上的“硬伤”降到最低，至于论理与解释带有疑义的部分就当作“抛砖引玉”，请专家读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见，得以将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到更广且更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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