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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
内容简介
普利策历史奖提名，哈佛历史经典。
哈佛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入江昭解读二战历史，
从文化横切面剖析日美战争。
《权力和文化》挑战了对太平洋战争的传统假设。专攻日美事务的历史学家入江昭通过关注文化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太平洋战争日美双方策略的真正含义，重新进行了震撼人心的评估。入江昭从两国文化角度审视日美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更像是对国际秩序的渴望，而非对权力的无情追求。
入江昭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整个战争期间，许多日本政治家与美国同行分享了威尔逊主义的国际合作愿景。随着战争迈入尾声，这些日本政治家开始计划制定与美国方面观点非常相似的世界合作架构。事实上，正如入江昭所表明的那样，日美战后关系的成功，只有在双方政治理想深刻融合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
入江昭通过日本官方档案和解密的美国文件，从原始研究中得出了独立的结论，提供了全新的研判国际政治与未来趋势的视角。
作者简介
入江昭（Akira Iriye）
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查尔斯·沃伦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193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接受中学教育。1953年赴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哈弗福德学院，1957年获学士学位。196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留校担任讲师。1966年加入加州大学圣克鲁茨分校担任副教授。1978年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主席，1982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迄今为止**担任过此职务的日裔学者。2005年荣获瑞宝章。主要代表作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我们生活的时代》等。
精彩书评
普利策历史奖提名·哈佛历史经典
原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入江昭代表作
“本书旨在从1941—1945 年亚太战争的两个主要交战国——日本和美国的视角，来探究那场战争的意义。这种两国并重的结构，使得这部专著与描述交战双方所有战役与政策的亚太战争通史，以及只研究一个国家背景的著作，都有所区别……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写一部亚洲战争的叙事史，而是要根据这场战争中可以探讨的近代国际关系性质，将这场战争当作一件催化性的大事来写。”
——入江昭，哈佛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
“一个引人注目的颠覆性观点……从入江昭的书中得到的并不是日本和美国陷入不可调和冲突的传统画面，而是互为敌人的双方沿着兼容的路线，走向可行的和解的图景。”
——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著有《肯尼迪传》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不确定性的终结
第二章 流产的“ 新秩序”
第三章 重定战争目标
第四章 日美和解
第五章 战后亚洲的产生过程
第六章 结局
注释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第五章
战后亚洲的产生过程
回顾1944年9月到1945年2月的岁月，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时期，欧洲战争大局已定，美英苏之间的战时同盟面临严重压力。英国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反攻，同苏联在东欧和巴尔干的反攻相得益彰，于是到1944年底，除了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已经落入盟军手中。各占领区的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同时各国国内政治同整个欧洲安全之间的关系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在中东和亚洲，各种本土的固有运动同样正从战时约束中释放出来，同新的政治力量重新结盟，同时主要大国正在努力让自己重新融入这种局势以确保稳定。
变化和秩序的各种力量正在各国国内和国际上展开竞争。因为美英苏之间的关系越发同这种内部发展状态联系到一起，这种关系的未来看来不太确定，需要重新界定。他们该怎样维持他们的合作机制，美英苏三国领导人都认为这一点对战后的安全与和平至关重要，当战争即将结束时，这会解除所有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压力吗？各大国应当维持他们对全球安全承担的义务，还是应当专注于处理世界上许多地区国内变化的过程呢？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会怎样确保国内变化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和谐性呢？
当美国的官员们在履行战后规划任务的时候，这些问题激起了他们的兴趣。9月26日，助理国务卿伯利提交给政策委员会一份关于“欧洲主要问题”的备忘录，在这份文件中，他指出苏联陆军在战后的欧洲正崛起为一支最强大的陆军，占领了整个东欧和大部分的东南欧。在这些地区，将会建立“行动在实际上符合（苏联）意愿的政府”，而且结果将会“使苏联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它可以发挥实际军事力量的地区”。伯利写道，在欧洲以外，苏联看来决心将它的影响力“向南”扩大到“整个波斯湾”，向西扩大至“地中海……他们打算拥有一种可以同英国现在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各国拥有的势力相匹敌的影响力，并且在土耳其扩张他们的势力”。所有的这些趋势都让英国人极度不安，备忘录指出，英国人“发现了一种对帝国生命线的威胁，会切断他们同包括印度在内的远东利益之间的联系，并且将英国从世界大国的地位削弱到大西洋强国的地位”。这样的发展状态说明了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持续性，以及列强不计对世界和平或者世界各地人民福祉会产生的影响，在追逐私利。伯利说，苏联和英国仍然在“追逐民族主义目标”，而且权力政治“今天在以同1935—1939年间轴心国制造的令人恶心得相似的模式”继续。
前言/序言
序言
本书旨在从1941—1945 年亚太战争的两个主要交战国——日本和美国的视角，来探究那场战争的意义。这种两国并重的结构，使得这部专著与描述交战双方所有战役与政策的亚太战争通史，以及只研究一个国家背景的著作，都有所区别。我充分认识到，强调日本与美国必然会扭曲这场战争的不少特征，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写一部亚洲战争的叙事史，而是要根据这场战争中可以探讨的近代国际关系性质，将这场战争当作一件催化性的大事来写。
我的关键假设是，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可以被视为权力体，也可被视为文化体，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权力和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权力界定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战略、发动战争的潜力，包括使用武力的意愿，一个对社会制订和实施决策的政治体系，以及诸如对全球平衡和其他国家意图的看法这样更抽象的因素。一个国家的边界不仅仅是由地理因素来界定的，同时也会通过共同的传统观念，共有的宗教、艺术和文字根源，诸如习俗、生活方式等非正式机制，以及无数为归属这一实体的事物赋予大量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也是一种文化实体。因此这本国际关系专著必须包含对三方面的研究：权力层面的互动、文化交流，以及以上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联。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历史学家们才刚刚开始，试图阐明这个课题内在的方法论和分析法的各种复杂要点。在本书中，我提出通过仔细审视日本和美国给予这场战争的意义，对这一现象的一个方面进行初步的阐述。美日两国为了生存，彼此之间激烈战斗；每一方都动员了全部的资源去摧毁另一方，而最终，拥有更强大军事实力、更胜一筹的战略，生产体系效率也更高的一方，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两国着眼的问题都超过了生存本身，而且都十分热衷于明确界定他们正在为保护什么而战。对国内社会和全世界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将走向何方，他们有成型的愿景。他们寻求以对自己、对彼此，而且想必对其他民族也有意义的方式，来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战争目标和和平目的。
通过对日本和美国声明战争目标的历史抽丝剥茧，可以合理地审视这场战争的象征意义，并且获得一些关于这场战争的文化意义的初步结论。对这场战争的军事意义和象征意义进行对比，能将日美战争视为了解现代国际关系全方位、多层次本质的一个研究案例。有意思的是，正如本书所述，日本人和美国人形成了一批类似的、有时极其相似的设想，于是最终，为了恢复他们一度能够和谐相处的国际秩序，双方都选择了一种“保守的”解决方案。本书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何种国际环境对不同权力和文化体系的和谐共处最为有益。我希望这种研究方法，将会激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近代史中的地位问题的全新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因美、英、日，以及其他各国档案的公开，获得极大推动。我虽然使用了一些档案，但从未奢望穷究所有可用的文献。幸运的是，关于这场战争方方面面的大量重要专著已经出版，其中一些已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列出。我本人因各国先驱学者的成果和贡献而受益匪浅。我因为集中在日本和美国活动，得以充分依赖两国杰出历史学者的著作。我尤其感激慷慨地让我共享其心得体会的朋友们：C.Hosoya、Y.Nagai、K.Usui、K.Kurihara、S.Asada、I.Hata、N.Hagihara、N.Homma、M.Kōsaka、D. 博格、J.W. 莫利、R. 丁曼、R. 达莱克、J.B. 克罗利、W.R. 路易、W. 拉夫伯与E.R. 梅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几位同仁和研究者。整部手稿因W.I. 科恩与W.H. 海因里希斯两位的细致阅读，获益无法计量。C.G. 索恩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从欧洲和亚洲档案馆中发现的海量资料，而且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身在日本。我父亲这一时期大部分在中国度过，而我未来的岳父在法国。我根据他们二老的不同视角了解了很多事情，同样也从我妻子的角度取得了一定的认识。我妻子分别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生活过。不过对本书影响最大，而且赋予本书最多理性认识的人是费正清教授。他向我展现了综合学术操守和学术关爱的最佳典范，以及对这一理念的忠实：一个书写历史的人不能仅仅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是要顾及四面八方的读者，超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我在本书扉页上的题词，是在以一种适度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一位激励我超过25年的伟大学者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本书的研究课题始于1974—1975年之间，当时我获得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继而我的研究和写作又得到亨利·卢斯基金会、芝加哥大学社科部和远东研究中心的基金资助。安妮·钱、玛妮·维特、安东尼·张和苏·入江，分别以研究助理、编辑和打字员的身份给予愉快而卓有成效的帮助，令我从中受惠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