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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望乡 : 田野中国五讲》
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描绘了当代农村的生活面貌与生产面貌，接着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与三农问题的演变，最后探讨了地方治理与农业发展的理想模式。作者结合亲身调研与理论探讨，帮助读者跳出日常生存空间，在经济社会的宏大变革中，认识中国的另一面。
全书由五个方面进行展开：1.农村生产生活的现状，社会结构的流变；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关系的变迁，包括产业平衡、三农问题、粮油关系、税制变化、基建等；3.以土地、产权、开发为核心的农村现状；4.行政区划调整、基层治理与以上海为例的城乡协调；5.农业创新与寻找“理想农民”，落脚点在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多样化经营。
作者简介
曹东勃，1983年生于辽宁阜新，先后获上海财经大学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版专著八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精彩书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树凯 推荐阅读
社会学家、《黄河边的中国》作者 曹锦清
目录
序 言 从乡村能看到什么（熊万胜）
自 序
第一章 现状：沉静的乡村，流变的结构
第一节 一个村庄的重塑
第二节 农业女性化的前世今生
第三节 当互联网应用遭遇农村老龄化
第二章 历史：谁的城市，谁的故乡
第一节 作为问题与退路的“三农”
第二节 粮油关系：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注脚
第三节 分税制：城乡关系演化的分水岭
第四节 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富，先修路
第三章 土地：城乡关系的核心
第一节 从未远去的集体：理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第二节 “土地黄牛”的是与非
第三节 围绕土地开发权的争夺
第四节 “18亿亩红线”背后
第四章 治理：复杂的博弈
第一节 “市管县”到“省直管县”
第二节 基层治理与社区再造的上海探索
第三节 特大城市的城乡协调发展
第五章 出路：创业的农民，适度的规模
第一节 上海松江：家庭农场
第二节 皖南石村：经济作物的适度规模经营
第三节 返乡创业者：老邓的故事
第四节 何以适度：寻找理想农民
结 语 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精彩书摘
第三章 第二节 “土地黄牛”的是与非
土地制度，始终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最核心的一个要件。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种种说法在众多富于商业敏感的人群中，酝酿为一个巨大的红利预期。“老板，XX地靠近公路交通便利，地块连片升值潜力大，现在要改革了，包您有得赚！”更有媒体以“资本瞄上土地流转炒农地 加价倒卖跟过去炒房一样”为题，报道了异军突起的土地中介人群体。
土地中介现象的发生其实并不偶然，几乎任何具有市场利润空间的产业、行业，都或早或晚地会衍生出这样一个分利阶层。比如在早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要求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收购中“占领主渠道”，也就是应该确保农民售卖的粮食绝大部分要进入国有粮食企业，进而对于当时业已存在的“粮食中介”（即粮贩子）持一种否定和打击的姿态。现在我们知道，农民不仅可以把粮食卖给国有粮库，也可以卖给粮食加工厂，卖给粮食中介。而且今天的粮食中介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粮食经纪人。这些粮食中介人固然从中分利，但也给农户和粮食企业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农民不堪长距离运送和排队等候之苦，国有粮库也没有主动下乡收粮的意愿，这中间的余地正可由粮食中介填充。
产品市场有中介，要素市场当然也有中介。有粮食中介，就有土地中介。2011年我和同事在上海郊区调研时，就遇到了不少土地中介，当地人管他们叫“土地黄牛”。
- 老张的故事：一个“土地黄牛”的发迹史
2011年，我们在上海市南某村遇到了菜农老五，他给我们讲述了他来上海种地的经历。老五是通过其姐夫的连襟赵某介绍来沪务农的。刚来时，土地流转还没那么普遍，就找了一块面积小、土质也差的地，第一年没有赚到什么钱。第二年，他找到赵某，想要一块更大些的好地。但赵某很直接地拒绝了老五，他的动机也很容易理解，土地是他找到的，所以他会选择最好且最大的一块土地，讨价还价之风绝不可开。这就逼得老五只能自己骑着自行车去找地源，摆脱对赵某的依附。赵某另一个让老五不满之处是私吞补贴，由于租地合同是以赵某的名义签的，所以一切农业补贴款也都打到他的账户，但之后往往就再无下文。
老五来到市南的贡村，这里的土地流转刚刚兴起不久，当时的模式是村里发包给本村的几家大户，大户之间的规模也不平均，有几家尤其大，可谓“富者田连阡陌”。其中最大的一户姓沈，流转到800多138 亩土地。但人们都说，这里的大户不直接外包土地。老五不甘心，就找到了本地大农户老沈。经过谈判，老沈同意让他包地。老五也带了其他两人一起过来包地。与此同时，“农民农”老张也来到这里。第二年，老张想把老沈的土地外包全部垄断，即其他“农民农”要想承包土地，必须先找老张商量，由他决定承包的价格和地块的分布，他还要从中收取中介费。老张地块旁边的五户人家就是通过他进来的。老张为达到垄断的目的，想让老五服从他的管理，但遭到老五拒绝。老五坚持选择自己看中的承包地，不服从老张的分配。
老张从老沈那里拿到130 亩土地。分地的时候，从两边量起，剩下就是自己的，没有进行丈量。后来，发现土地的田亩对不上，就说是另一户人家的地多了，要其多出租金。对方不同意，认为自己的土地不多，于是重新丈量，结果发现多的10 亩地在老张自己手里。老张的“霸气外露”不仅表现在寻地和承包合同签约过程中控制菜农， 他还对老沈的其他土地施加影响。比如，有一块地很适合种西瓜，老沈就自己主动联系瓜农，请他们过来种。瓜农的流动性是经济作物种植者之最，一块地种了西瓜，地力消耗尤其大，连续种上两年，产量就直线下降。也因此，瓜地的承包价要高出种粮土地一倍多。当时这个价格定在2 000 元/ 亩，但实际花费远不止这些。瓜农们要请老沈和老张吃饭、洗澡、唱歌，这些交往过程中的花销使每亩地的承包价格平均提高了300 元。有的瓜农出到2 200 元/ 亩，还是没有拿 到地。
老张在这个过程中耍了一个小手腕，上下其手、左右逢源、四处买好，他让瓜农们出资作为活动经费，拉近和大户及村里的关系，而双方都认为他这个中介“很有本事”。这样，老张就可以逐步垄断老沈的土地外包业务，并借机打通与村里的关系。老张也纠集过一些菜农打架斗殴。有一户菜农没有通过他而拿到了土地，出的价格是1 500元/亩，高于当时1 400元/亩的均价。老张认为该菜农抬高了土地的价格，扰乱了现有的流转“秩序”，坏了规矩，致使他属意的菜农没有包到土地，遂在某次酒醉之后，跑到这个菜农家里将其暴打一顿。老张的关系似乎很广，经常和村干部在一起喝酒、打牌，后者在某些问题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可以看到，老张就是一个“土地黄牛”，而且是一个欺行霸市、带有消极意义的中介人。他之所以能够形成垄断态势，主要是因为大户经营对土地所形成的垄断态势—只要和大户搞好了关系，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中介的问题，而是谁应该充当这个中介，并且该按什么样的标准收取这个“管理费”或“中介费”。中介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便土地是在小农户手中，依然需要这部分人的存在。因为，菜农需要频繁地更换土地，但是自己对村庄的土地信息所知甚少，必须找到一个了解情况的人或组织。如果是普通人充当这个中介，则是愿打愿挨的事情，而老张以垄断者的身份充任这个角色，就让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 流动的职业农民：从“农民农”现象说起
发达地区“土地黄牛”的发生与坐大，与大量外来农民大面积租种本地农民土地、从事农业种植有关。相对于异地务工的农民工而言，我们称这种异地务农现象为“农民农”。“农民”二字，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传统社会士农工商架构中的一种身份，毋宁说是现代市场社会中的一种职业。他们具有较高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商品化率和利润动机、较大的经营规模和市场参与强度，我们或可形象地称其为现代农业中的正规军或野战部队。职业农民作为市场主体，明显区别于以维持基本生计作为从事农业生产基本目的的传统农民，他们尽可能地追求报酬的最大化，并具有较高程度的职业稳定性。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连续性的特征，保持从业的稳定性是职业农民区别于资本农业的主要标志。
如果换一个视角，来观察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落后、保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我们会发现，这里恰是孕育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母体，从这里走出的恰是最“全面发展”的个体。农民务农，这是他的本分；农民经商，这是他的天然禀赋。农民有着漫长的兼业与贸易的历史传统；农民做工，这是他的本事—在农村，用自己的双手建造房舍，是受人尊敬的能工巧匠；在城市，靠自己的劳动建造高楼大厦，是城市化的大功臣。持续30 多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形成了令世人惊叹、史无前例的“乡—城”劳动力转移和人口变迁图景，更培育了一支规模巨大的产业大军—农民工，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异地务农的职业农民群体—“农民农”。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农”在发达地区所租种、经营的土地规模，普遍较其在老家的规模更高。我们或可这样理解，是发达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率先转移所形成的“空隙”和“时差”，为中西部地区那些因人地关系紧张而无法扩大经营规模、维持和改善家庭生计的农民，提供了务工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实现了有别于候鸟式的农民工群体的、异地的职业化。因此，如果说候鸟式的农民工是由于农民的异地“兼业化”选择所致，那么，“农民农”则是农民异地的“职业化”选择的结果。
这些在异乡耕耘的职业农民流动性很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所种作物多为蔬菜瓜果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这类作物在生产流程上就要求经常进行土地的轮换以保持单产水平而不致耗尽地力。那么，“流水”的外来“农民农”面对“铁打”的本地小农，就始终存在一个获取土地来源的问题。于是，就需要一批既熟悉本地地块情况、能够与本地农户进行沟通，同时又对外来农民农的租地需求有充分了解的中间人。
第一批“土地黄牛”应运而生。他们为“农民农”介绍土地并从中收取介绍费，或者囤积土地再向“农民农”出租以获取地租差价。“土地黄牛”一开始是以兼职为主，与倒卖车票的“黄牛”类似，他们利用自身经营时间较长、在当地社会网络较强的优势，逐渐成为“农民农”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垄断户”。
这些“土地黄牛”首先把土地从大户手中转包过来，再向外发包。而“农民农”要想从大户手中包地，首先要经过他们，即便不给钱，也要给点儿好处。这是在农业规模经营后的产物，具体而言是以往过于依赖大户这种经营形态而剑走偏锋的意外后果。当然，这也是蔬菜瓜果之类的经济作物种植业高流动的结果。
对信息和关系的垄断很快使这个陌生的群体发生分层和分化。在外来农民农群体内部，逐渐出现了一小部分专事与镇村干部、本村承包大户协调关系、活络人脉的阶层，甚至成为主要以此谋生的“二地主”。
如果规模经营的农户和合作社通过自耕经营的收益不高，而将土地再次流转出去，却可以获得稳定且不菲的租金收入，那么土地多次流转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在土地多次流转的过程中，农户基于其承包经营权的议价能力实际是有限的，而乡村一级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因为只有村集体才拥有和各方进行重复博弈和多次地租谈判的优势地位和权威。村委通常是抓大放小，只负责与规模经营的大农户签订流转合同，按照农作物种植的生产效益来与大农户和村民约定土地的流转价格，在每年的交割日期协调大农户将地租发放给农户。至于大农户拿到土地之后是自耕还是层层发包流转，村里并没有什么管理的积极性。
至于那些能及时掌握土地信息的“土地黄牛”群体的形成和坐大，本身就暗示了地租差额空间之巨大。这些人一旦占有了优势地位，容易演化为对土地出租的垄断，从对农业生产提供信息服务的中介性质的阶层演变为一种臃赘的纯食利阶层。他们连通村委与大农户，获得各路信息。而村委和大农户也乐得把这样一个中介作为抓手，让其代为管理外地“农民农”。随着高流动性的“农民农”对土地信息需求的激增和土地流转频率的加快，这种目前尚未成为主流的模式大有扩张之势。而这种多层次的流转关系，对于发达地区农村不断抬升的地租，也有着直接的“贡献”。
3.“ 大户”：土地黄牛的生存土壤
以“土地黄牛”身份发迹的老张，其所置身的时空背景是以“大户”作为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形态、本土性资源趋向衰落因而主要是依靠大量“农民农”支撑的农村。在发达地区的城市近远郊地带，这类村庄不胜枚举。在这种模式下，如果村集体又疏于监管，那么出现各种无序和混乱的情况也就十分自然了。为了更好地追根溯源，我们需要把线索再次延伸，探讨这种“土地黄牛”的出现与“大户”模式的关系，并进一步追问：有没有更好的模式？
通过“大户”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个简单的方式。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必经之路。学术界里的各种流派都罕见地在农业规模经营优势的判断上取得了一致，持一种肯定和乐观的姿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对小农经济功能缺陷的客观把握，做出的规模经营优于个体经营的必然性论断，更是成为后来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农业政策的重要理论渊源。
在国内进行农业规模经营的探索中，家庭农场是最近几年发生的一项制度创新。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尊重和保护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和激活本土性资源，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四个概括，即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龙头企业）。那么家庭农场相对于其他三者的独特性在哪里呢？特别是在“家庭农场”出现之前，“种田能手”“大户”也是用来描述类似的经营主体和生产关系时常用的政策语汇。从近30年来农业政策话语系统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初步对这些不同经营主体，特别是从“大户”到“家庭农场”的渐变过程梳理出如下关键点：
第一，“大户”所意味的经营规模、资本规模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个“倒U形”的变化。
最初的大户指向的就是种田能手。1984 年一号文件中的表述是“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1986 年一号文件中的表述是“发展适度规模的种植专业户”。但到了21 世纪之后，特别是后农业税时代以来，农业的投资回报率明显提升，农业领域的资本回流明显，这时出现的一些以自然人身份和个人资本，通过土地承包权流转而扩大经营面积，并且也确实仍然在从事农业经营的人。政策上对他们的定位和描述起初是模糊的，游离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之外。有些地方把他们叫作“大户”，而这些大户多半也会组织或依托于一个名义上、仅具形式意义的合作社。所以对于这类不大不小的“老板”，很难有一个称谓。勉强称其为“大户”，也绝不同于早先的“种粮大户”“种田能手”“种植专业户”，实际上是他们的放大版。
近年来，特别是2013 年一号文件的表述，把前面所说的那一类型的“老板”排除在外了，专业大户应该是家庭农场的初级版，即通过流转他人土地从事种植、养殖业的农民。家庭农场是专业大户的升级版，具有更大的规模、一定的自有资本（表现为至少可以拿得出未来一年的地租预付），甚至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生产创新能力，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的规模化的职业农民。
第二，对大户的重视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它随着国家农业发展状况的变化和国家农业政策目标的调整而被逐渐赋予不同的意义和功能。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策的出发点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因此，首先是在“培育农产品营销主体”的框架下把购销大户与农民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提并论的，随后又在促进农业机械化的主题下将农机大户和农机合作社并列。直到近年来，粮食连年增产和财政支农力度逐年增大，国家又把大户及其升级版“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加以强调。对它们的资格确认和甄别的背后，是对支农资金下发渠道进行精细化管理的考量。
从“产业化”“集约化”到“组织化”，从流通领域的“购销主体”到“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政策侧重点已有了质的变化，不再是国家自上而下一厢情愿、单向度地对粮食安全的忧虑，而是思考如何使农民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和行动主体，在增加收入的动力下自组织起来，成为市场体系中活跃而不可或缺的力量。正是在此背景下，家庭农场作为一种规模经营的新型样态，经历了上海松江、浙江宁波、湖北武汉、安徽郎溪等地的实践和探索后，在国家政策层面将其从“大户”中进一步剥离，提升为一种具有全国性推广意义的模式。
第三，大户是新主体，家庭农场既是一种新主体，也是一种新制度。大户相对于散户而言，意味着在没有对某个范围内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划的基础上，矮子里出了大个儿。家庭农场则是以对一个区域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实施统一流转、整体规划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
从政策实施的系统性来说，家庭农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一种生产经营主体，它是对大户的升级版；另一方面，作为对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基本经营制度的完善来说，大户只是在既有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框架内的微调，而家庭农场制度是对整个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升级版。
概括地讲，大户相当于雇佣经营且经常处于模糊状态的个体工商户，合作社是劳动的联合，龙头企业是资本的主导。相较而言，在发达地区人地关系较为缓和的当下，家庭农场是一种基于家庭本位的适度规模经营，其负外部性最小，对本土性资源和地方社会活力的激发潜能最大，因此也最应得到政策的支持。大户则极可能在集体所有权缺位无为、小农承包权羸弱无力的环境中，变异为超出农业生产技术、社会公平意识和市场经营效益三重约束的“怪胎”，并由此滋生出诸如“土地黄牛”之类的种种怪象。
仍以上述老张的故事为例。“土地黄牛”老张的存在是与坐拥800 亩土地而无力自营的大农户老沈的存在互为依凭的。在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条件下，哪怕是发达地区，一个800 亩土地的“地主”也只能将土地不断转包他人。但老沈大户地位的形成，其重要推手恐怕还是村镇。
前言/序言
序言 从乡村能看到什么
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
东勃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从2010年开始认识，一晃就是十年，这十年中我们一起研究中国的乡村问题。他将这些年来的一些思考结集成一本书，嘱我作序。我欣然应允，但谈不上是作序，仅是笔谈而已。
东勃是一个有趣的人。
他是地道的城里人，却深度地卷入到乡村研究领域中。其实，农业问题是他的家学，他的父亲是粮食系统里的一位资深专家，还能搞粮食机械的发明。正是因为这样的渊源，他当初才会加入华东理工大学的乡村研究团队，去开展驻村调研。前两年居然又到云南的红河边上去挂职做教育副县长。估计当地师生很少见过这么喜欢调研且能上课的副县长，他在那里跑了很多所中小学，而且还上课。回来后就写了一本《红河边的中国》，显然，这包含了向华东理工大学乡村研究的开创者曹师锦清教授的致敬，《黄河边的中国》正是曹师的代表作之一。
东勃是学经济学出身的，在上海财经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但他是一个人文主义的经济学者。他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喜欢用历史叙事来说明道理。而且他会关注一些很细腻的问题，然后用细腻的笔触表达出来，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开篇看到的，他关注农村女性和老人的生活。即使是思考宏大的历史或结构问题，他也一定要从有趣的细节中展开。当他和我一起驻村调研时，我们每晚都会有讨论，通常他都比较寡言，当我在高谈结构时，他总是在琢磨一些实质性的细节。
二
《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写的是东勃从乡村看到了什么。“从乡村”看到了什么不同于“在乡村”看到了什么。后者隐含了乡村本位的立场。曹师锦清教授讲过，乡村研究的好处之一是从边缘思考中心问题，东勃大致也是这么一个路子，所以，他是“从乡村”理解真实中国。
理解真实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在这种在城望乡式的跨界
式理解实践中更为显明。对于国情的通透理解是中国社会体制的要
求—在美国，我们不会要求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学者对得克萨斯州农
村的方方面面有真切的理解，因为他们的社会秩序具有更多的自发
性，各行其是。但在中国，需要将整个社会融为一体来应对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上下、城乡、区域、阶层、民族、宗教等不同类别的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是“融为一体”的必要条件。体制可以区隔，人心却要互通。可以说，所有的学者都在从事这种社会融通工作，东勃作为一个城市学者来研究乡村，在这种融通实践中具有特殊的代表性。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变得过于城市化时，他是“逆流而下”。
曹师锦清教授曾经提出过，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要从四个线索切入：国家、市场、社区和土地制度。在城望乡也要从这四个方面切入。东勃这本书基本上涵盖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写得深入浅出，可读性很强。读完这本书后，我有了一个想法，这本书其实可以作为乡村社会学的必读参考书目，尤其可以作为初学者理解乡村问题的入门读物。读了这本书，可以建立对于乡村社会的多层次理解；对于理解大城市的郊区乡村社会来说，这本书的针对性更为明显。
三
东勃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自己从乡村看到了什么，如果再进一步概括，我感到他总体上是在考察我们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稳定性，尤其是某些平衡性。地势坤，厚德载物。乡村就是中国社会的大地，承载万物和城市社会，但是，它并不能无限制地承载，其中的平衡是微妙的，甚至也是越来越脆弱的。
东勃在历史部分讨论了温铁军的八次危机理论，而且他自己还加上了对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温铁军提出的第一次危机之前的统购统销过程，这其实也是一次应对危机的情境，是从民族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工农剪刀差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形成了，乡村承载全系统压力从此成为常态。粮食问题是东勃的本行，他着墨较多，所涉问题从粮食安全到家庭农场经营，再到农业治理问题，等等。这其中，他讨论了十八亿亩红线的合理性，也研究了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问题。坚守十八亿亩红线是一个大平衡，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是一个小平衡，无论大小，都事关全局。现在看来，坚守十八亿亩红线是能够做到的，可是家庭农场的小平衡到底怎么维持还没有答案。东勃对陈云的综合平衡论的推崇是发自内心的，实际上东勃自己就很有这种平衡论的立场，包括他一开头谈到的代际关系的平衡和两性关系的平衡。
平衡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前途来说，城乡关系的平衡与否是致命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乡村的未来是非常有帮的。很多人可能有一种错觉，以为城市化还可以提高很多，但如果从平衡论的立场，可能要更多地讨论城市化率的极限。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它本无所谓极限。但在中国却要提出一个城市化率的极限问题，这是中国的国情和全球化竞争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只有平衡的城乡关系才能让乡村社会承载大中国。当然，城乡关系的平衡不等于说城市化率要停留在50%。这个平衡的内涵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地揭示。一个总的趋势是，要建立生机勃勃的城乡关系，而不是让乡村持续地凋敝下去。
当前，中国处于新的发展环境中，挑战与机遇并存，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也显示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对应对当前挑战所承担的作用。和以往不同的是，传统乡村社会系统的瓦解已经到了一个很深刻的程度，必须先要养护然后才能利用。振兴的过程包含了拉动内需的经济意图，这是中国开始注重内需以来的一个选择，这使得对于乡村的投入本身也具有了化解外部挑战的意义，城乡之间的共赢发展成为可能。目前这种共赢发展本身还不充分，城市“赢”了乡村的情况还是现实。实现平衡的核心障碍是我们的城市发展模式过于依赖土地财政，集体土地转化成国有土地之后，成为地方政府的金融工具，继而成为创造财政收入的基础要素。随着中国新增人口下降，城市化率达到高位，各地区房价上涨态势不再，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即使新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有形成，旧的模式也只能自行中断，乡村振兴再次承载国家的期望。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这种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平衡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勃的平衡论立场是站得住的。当然，具体到如何才能建立这种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就不是这本书中所能说尽的了，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探索的问题。学者的表述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对实践探索做出解释和反思，这也就是东勃所说的“理解真实中国”吧。衷心期待东勃的理解之旅越走越深广。
自序
我并不出生在地地道道的乡村，而是在辽宁西部的一个县城。县城的中心区域面积不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地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大体描述它的四至。虽然，打记事起我就从未见过这四个门，也许历史上曾经是有过城墙和城门的吧。总之，这是一个慢节奏、慢生活，自成一体、颇有风味的小县城。
在业已度过的37载光阴中，前面18年，活动范围都没有跑出“小县城”；后面19年，生活场景则切换到“大上海”。上海是一个省（行政），上海是一个市（市场），上海是一座城（生活）。上海是独特的、迷人的、可爱的。有趣的是，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的19年间，我机缘巧合地逐渐发现了对农村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起初只是局限在粮食问题上，这得益于家父在粮食系统的工作经历和丰富实践；在工作后，这一兴趣则被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农村研究领域。
我要感谢在这一过程中给予我很大引导和帮助的兄长，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熊万胜教授。我始终记得，2010年3月面试结束当晚，接到他的电话，热情邀约我在6月毕业后加入他正在牵头筹建的研究中心。2010 年7 月到2015 年5 月，我在华理任教的五年间，得蒙曹锦清先生的点拨和教诲，也多次与万胜兄等中心同事们一道驻村调查，而住在农民家中的时间，累积下来也有300 多天。那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也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扎根中国大地做学问”。
上海很大，上海农村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并不大。老熊不止一次、不无遗憾地提起，上海曾经也是农村问题研究的重镇，为什么不少学者逐渐转型到城市研究的道路去了？是上海这座城市不再需要关注和研究农村问题了吗？
老熊的这个困惑，也困扰着我。只不过，农村研究之于他，还另有一重情结在。对他这样生于1970 年代初、老家就在农村的学者而言，他们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毕竟还是较为熟识，也有直观的感受和经验，研究农村不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那么，对我这样生于1980 年代初且无农村生产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人来说，关注和研究农村的意义和动力何在？
我不敢奢谈责任与使命，但也非常确定这并不仅仅基于兴趣。
2008 年夏天，我作为一年级博士生，参加了上海财经大学刚刚开始筹划组织的第一期“千村调查”大型暑期社会实践项目。那次调查完全是“一个人的旅行”，虽是自己家乡，一切却倍感新鲜。 2015 年5 月，我从华东理工大学调回母校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后又承担了一些管理工作，可支配的学术研究时间更少，下到农村去做第一手调查的机会也更稀缺了。然而我对乡村的关注兴趣非但挥之不去，反而益发浓厚。于是在2017 年、2019 年，我又两次作为“千村调查”带队指导教师，带十几个学生下去做定点调查，聊作不忘初心以自我慰藉。
2018 年7 月5 日到2019 年6 月13 日，我作为教育部第六批赴滇西挂职干部，来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挂职扶贫，担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协助分管和负责教育工作，同时也被抽调到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参与一些专项工作。这给了我近距离调查、研究和思考城乡间之种种非均衡的绝佳机会，是我终生受用的宝贵人生阅历。
这些年来，看不懂的现象太多。城里人时而要逃离农村，时而又挤破头地扎堆儿跑到农村追寻什么乡愁；时而恨铁不成钢地对农民指指点点，以一副“我都是为了你好”的姿态去改造农村；时而又大谈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呵护农村的原生态。反反复复，雾里看花，莫名其妙。
时代在变，思潮在变，结构也在变。在大变革的年代，认清实然状况是做出应然判断的前提。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也是摆在青年学者和大学生面前的重要课题。而真实中国的拼图，离开乡村这个重要的板块，必然破碎不堪、凌乱无比。
尽管一代代青年人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农村“逃离”或“迁徙”到城市，然而到了某一个时点，必然会反过来迫使他们回眸反顾，重新深入思考城乡之间的关系。在充满生机与活力、源源不断融入青春热血的年轻都市，回望遥远的、属于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衰老乡村，会有一种别样的尴尬。
如果说城市是大脑，乡村是身体，那么这种体脑差别之悬殊显然已经到了体脑双方都深感别扭的程度。超前的头脑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肉身，这正是当下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写照。然而嫌弃和抱怨、逃离与区隔没有任何益处，拔起自己的头发并不能离开地球。城市依然离不开农村、有求于农村，城乡之间终究是一个紧密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特别是，随着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当城市中人开始“保持社交距离”、调整生产生活方式之后，人们倏然发觉，以往被视为城市优点、农村缺憾的那些方面一夜之间实现了某种翻转：集聚，固然带来资源的集约利用，也连带产生风险的集中放大；分散，固然限制了规模效应的实现，却也造就了危机降临之际规避风险的降压阀、缓冲带、蓄水池。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小农的适度规模，前途无量。
温铁军先生多年前曾以八次危机概述中国的三农与整个国家战略大开大阖之间的勾连，其基本结论是回归三农。我也在阅读和比照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在1950 年代初期的文稿讲话、《薛暮桥笔记选编（1945—1983）》和《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的过程中，发现了些许历史的褶皱与痕迹。如果我们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受到的对华封锁和面临的经济环境、两三年之内中苏最高领导人围绕橡胶种植问题的九次通信和汇率核算问题上的三次切磋，与后来的“一化三改”、工农业“剪刀差”、政协讨论会上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大小仁政”之争直到城乡二元结构的确立相贯通来理解，就会深刻体会到三农于国，兹事体大；也会更加感慨事非经过不知难。
今天，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融合发展过渡，是大势之所趋；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尊重和保有农业、农民、农村的主体性，也是逻辑的必然；而打通城乡间的梗阻，促进城乡交流协调，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背景下畅通国民经济内外两个大循环的前提基础。这是理解真实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深感在城望乡、在城言乡意义重大的根本原因。
带着上述问题，这些年来，我有意识地阅读、调查、写作，同时也在课上、课下与学生的讨论中被激发出不少灵感、教学相长。另一方面，一些媒体朋友们不断约稿和催稿的变相鼓励和鞭策，也让我在每一次文债“出清”、如释重负之后，加深自己对鲜活的社会现实的理解。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便是我2010年工作以来，在日常阅读、社会调查、课堂教学、科学研究过程中，围绕着这个起初模糊到逐渐清晰的主题或曰范围，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积累下来的一些思考。
全书分作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现状：沉静的乡村，流变的结构”，涉及妇女、老人、孩子、技术、文化、传统，这是农村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大凡提到农村，人们总是将之与广袤田园、忙碌农作相关联，这是只注意到农村作为生产空间的一面。而农村还有生活空间的一面，由于生产的现代化与生活的现代化往往并不同步，因之发生的社会结构的错配及随后的重构就不可避免了。我始终认为农村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农村真正的难题也在这里。第二部分为“历史：谁的城市，谁的故乡”，新中国70余年的历史中，围绕城乡关系的互动留下了诸多政策设计与实践的痕迹，我试图从宏大叙事的历史角落中发现一些别有生趣的片段。第三部分为“土地：城乡关系的核心”，撷取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若干标志性案例，如农村集体产权和城市社区准集体产权的建构、土地流转与土地开发权的争夺、18亿亩红线背后的真问题等，把对历史与政策脉络的梳理与农村调查中获得的一手案例相结合并加以解读，试图发现潜藏于城乡发展看似独立、实则贯通的制度逻辑。第四部分为“治理：复杂的博弈”，从城乡关系角度观察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嬗变，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探讨大流动时代、个体化时代的社区再造和特大城市的城乡协调路径。第五部分为“出路：创业的农民，适度的规模”，汇集了我过去几年在上海金山、上海松江、安徽宣城、湖南娄底等地驻村调查时，围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家庭农场这两个关键且关联性的主题所做的系统思考和总结。值得一提的是，我有幸在上海家庭农场制度的试点和初创时期，近距离观察这一制度的发生、演变与生长，研究上海经验与模式，这对我理解后来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各类相近或相异的经营制度与模式，大有启发和帮助。在“结语”部分，着重谈了对于“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一些体会。
以上是我对本书写作过程、动机和问题意识的一点说明。此外，尤须对上海财经大学各位领导、师长和同事，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人文科学研究院诸位同事，以及教育部第六批赴滇西扶贫挂职的各位“挂友”与元阳县的各位同事，致以深深的谢意。资深媒体人张彦武兄多次鼓励我将近年来的所思所想撰成此书并为之精心策划，世纪文景的贾忠贤女士、周灵逸女士、曹迪辉先生在本书结构修改和后期编辑过程中多费心力，“助产”之功大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和上海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等对本书相关论题的研究和出版先后给予过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真诚感谢这些年来我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那些淳朴村民、基层干部。他们的人生是活出来的，本书的文字是写出来的，而活出来的人生远比写出来的文字更加精彩。
曹东勃
2020年8 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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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是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的新著。从在各地乡村的亲身调研出发，作者探寻了当代中国城乡格局的变迁与现状。结合对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思考，对现代化农业中的家庭农场模式和适度规模经营寄予了厚望。
作为一名来自城市的农村研究者，作者从不避讳自己的身份与视角，而选择了深入调研，具体思考的方式去关注农村，去解开城乡协调发展的密码。通过作者晓畅的文字，读者可以认识一个充满活力的农村，在真正的田野中触摸当代中国的静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