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站不提供下载链接，需要本书电子版的朋友关注公众号：【lennylee的碎碎念】(lennyleede)，首页回复：1022，或者书名，自动弹出下载地址。
《尼克松回忆录（2册）》
内容简介
从草根之子到美国总统，从顽固的“反共分子”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缓解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结束越战，推行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直到水门事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个因弹劾而辞职的总统。作为跨越整个冷战时期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跌宕传奇，是美国历富争议的总统之一。水门事件一出，他的所有政治声誉一夜之间尽毁。此后的数年，尼克松以在野身份继续关心和介入美国内政外交，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去世时，克林顿及四位前总统同时出席葬礼。
本书是尼克松的回忆录，内含大量手资料，尤其是尼克松的笔记、口授日记记录，对会议、谈话或事件的口授录音，“根据这些录音带提出的报道，比过去的一切报道都更为完整”。从事件中心者的视角进入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更全面、更复杂的尼克松，进而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脉络、总结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历史、认识其后的世界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
美国政治家，1969—1974年间担任第37任美国总统，1974年时成为美国历史上位在任期内辞职的总统。1972年和1976年两度访华，是首位在任期间访华的美国总统。1962年，尼克松写了《六次危机》一书。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先后出版《尼克松回忆录》《真正的战争》《领袖们》《不再有越战》和《1999：不战而胜》《超越和平》等。
目 录
上册
章.早年（1913-1946）
第二章.众议员和参议员
1946年：竞选众议员 /
赫脱委员会 /
希斯案件 /
1950年：竞选参议员 /
1952年：总统竞选活动 /
基金危机 / 1952年的大选
第三章.副总统（1953-1960）
1953年的国际外交 /
乔·麦卡锡 /
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 /
会见丘吉尔 /
1954年的选举 /
心脏病发作 /
1956年：再度竞选 /
慈悲行动 /
总统中风 /
1958年：南美洲 /
谢尔曼 ·亚当斯的辞职 /
1958年的选举 /
1959年的卡斯特罗 /
赫鲁晓夫和“厨房辩论” /
1960年的竞选
第四章.普通公民（1961-1967）
猪湾 /
1962年：竞选州长 /
1963年在纽约当律师 /
1964年：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 /
1965年：重新估计局势 /
1966年的选举
“不过问政治的休假”
第五章.1968年的竞选和大选
当选总统
第六章.总统职位（1969-1972）
欧洲和戴高乐 /
艾森豪威尔 /
“早餐行动” /
EC-121飞机事件 /
泄密和窃听 /
越南：公开建议和秘密表态 /
反对越南战争大示威 /
沉默的多数 /
1969年：总统和国会 /
阿波罗 11号 /
林登 ·约翰逊： 1969年 12月 /
年/
1970年 /
柬埔寨事件和肯特州立大学事件 /
休斯顿计划 /
约旦战争 /
古巴危机 /
1970年选举 /
1971年 /
蓝山 /
白宫录音带 /
肯尼迪画像 /
特里西娅的婚礼 /
五角大楼文件 /
1971年：经济管制措施 /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突破和柏林问题的解决 /
印巴战争 /
六大目标 /
帕特
下册
1972年 /
总统的政治活动： 1972年 /
中国 /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
北越进攻南方 /
1972年 5月 /
次首脑会议 /
1972年 6月 /
水门事件 /
格雷的电话 /
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 /
1972年竞选运动 /
越南问题的突破 /
贪污问题 /
战争的结束
第七章.总统职位（1973-1974） /
1973年 /
水门事件又起 /
3月 21日的谈话 /
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 /
战俘回家 /
5月 22日声明 /
第二次会议 /
约翰 ·迪安作证 /
白宫装有录音系统一事被泄露 /
试图重整旗鼓 / 阿格纽被控 /
1973年 10月 /
挫折和挽回颓势 /
18分钟半的空白 /
产业和所得税 /
对我的人身攻击 /
1974年 /后一次游说 /
1031能源 /
一场消耗战 /
中东之行 /
第三次会议 /
弹劾的夏天 /
“总统职权下降到了点” /
决定辞职 /
后的日子
前 言
资料来源和致谢
这是一部回忆录——一部记忆的著作。由于记忆难免有错和不可避免地有所取舍，所以每有可能，我总尽量用可以得到的档案资料来核对我的记忆，并用当时的原始材料加以补充。其中有些资料——备忘录、信件、公共文件——是一看就明白的，有些资料则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习惯于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各种活动和演说，详尽地记录下来。这些笔记，大部分写在律师们常用的黄色拍纸簿上，总共在两万页以上，时间从 1946年竞选运动中我的辩论大纲，直到 1974年我的辞职演说大纲为止。这些笔记既包括一些即席谈话，也包括一些极为详尽的对话细节。
在 1954年到 1957年我任副总统时，我对 112次不同的会议、谈话或事件作过日记式的口授录音。我不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为什么又停止了，而且这些录音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内容和人物，因而其中似乎不可能有什么特定的目的。这些日记录在爱迪生录音唱片上， 1961年我写《六次危机》时，已转成文字，但在那本书中，我没有直接使用这些日记，这里还是次引用。
由于历史的需要，在《六次危机》中已经谈过的我任总统前的某些事件在本书中还会谈及。但是，读者将会发现，尽管这些事件的事实没有改变，但是时间的变迁使我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而这些新的内容又使我有必要用一种同一本书截然不同并且更为精练的方式来论述这些事件。在总统任期内，从 1971年 11月到 1973年 4月，后来又在 1974年 6月和 7月，我几乎天天都作口授日记记录。在本书中引用这些段落时都将标明“日记”字样。录下这些日记的磁带，除少数被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调走外，全部直到 1976年夏天才在圣克利门蒂将它们转成文字。现在我从中摘录一些段落用在本书时，没有一处改动不曾在方括号中加以说明。这些口授日记不像书面日记那样有条理——我往往会在某一天专谈某一个问题，但过了一两天又对同一问题作进一步阐述。正因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我常把虽在不同的日子口授但内容相同的条目合并在一起。但是，有关水门事件的条目却总是保留原来口授的时间和日期。
在有关水门事件问题上，我使用了一些已经公开的或是特别检察官在不同的调查和审讯中已使用过的录音抄本。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弄清紧接着在水门闯入事件之后那一段关键时期中，我究竟了解多少情况和干了些什么，我请自我担任副总统以来一直为我工作的马乔里·阿克夫人，把 1972年 6月 20日至 7月 20日，水门闯入事件爆发后我回到华盛顿的那一个月中，我同 H．R.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查尔斯·科尔森的每次谈话的录音都用打字机打成了文本。我请她把 1973年 5月我同霍尔德曼的谈话也打出来，那时我们曾在一起讨论了关于 1972年 6月 23日事件我们所能记忆的情况，我还授权召开了那次要求中央情报局制止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会议。
在这些新的录音带中，有许多无法理解的段落。尽管这样，我认为，关于那一段时间，我根据这些录音带提出的报道比过去的一切报道都更为完整。
在本书中，我重述了我的许多谈话，其中有些是直接引用的。有关水门事件的谈话，基本上都是根据白宫录音带记录下来的。其他一些谈话是根据我的手抄笔记或我的口授日记。还有大量的谈话备忘录，包括同外国首脑的很多次谈话，而且我还能利用这些谈话来核实和补充我的笔记和记忆。凡我没有参加的那些谈话记录显然是依靠参与者的报道或第二手资料写成的。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来重写一次谈话的内容，但除了一些措辞非常生动使我难以忘却的谈话，我尽量避免使用这种办法。
本书如果没有几十个人的帮助，是无法写成或出版的，我谨向这些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一些了不起的志愿帮忙的妇女，每天帮助处理寄到和平之家的许多信件，并花了许多时间，对原稿的三次草稿进行了繁重而重要的校对工作。
为了打出手稿和用原稿核对长条校样，卡西·普赖斯、马尼·帕夫立克、诺拉·凯利、辛迪·塞拉诺 -米沙和梅雷迪思·约翰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并花费了许多周末的休息时间。朱迪·约翰逊帮助进行了种类繁多的打字和研究工作，梅雷迪思·卡希金帮助校对了从我的日记上摘入原稿的段落。当我执政期间的所有文件被封存时，霍华德·史密斯，一位普通公民，把他的一整套新闻室每日发布的新闻稿和特别情况简报副本寄给了我们，令我非常感激。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罗伯特·休伯蒂和马克·雅可布森帮助做了许多跑图书馆和核对报纸的工作。
在一部这样规模的著作中，版面编辑需要进行大量而重要的工作。我愿向格罗塞脱 -邓拉普出版社的戴维·弗罗斯特和南希·布鲁克斯所表现的耐心、勤勉和熟练的业务能力表示感谢。帮助进行各项其他工作的还有：杰克·布伦南、伯纳德·夏尔 -克利夫、拉里·加德、黛安娜·普赖斯、罗伯特和卡拉·阿克曼。我还要向我的出版商对我的关心和鼓励表示感谢，他们是：格罗塞脱 -邓拉普出版社的哈罗德·罗思、鲍勃·马克尔以及沃纳出版社的比尔·萨尔诺夫、霍华德·卡明斯基。
我要感谢曾参与本书所记事件的数十名我从前的工作人员和朋友，在我们力求公开而准确地重述那些事件时，他们常不惜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助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我还要感谢那些阅读了原稿的某些部分并提出宝贵意见和给予帮助的人们，其中有：集中力量阅读有关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部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专就我总统任期的国内政策部分给予编辑上的帮助和提出意见的雷·普赖斯，以及对有关经济部分提供编辑上的帮助的赫布·斯坦。
罗斯·玛丽·伍兹在圣克利门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同我们一起共同回忆她在担任我私人秘书的 23年中所经历的事件，她还不辞辛劳地详细阅读和订正了原稿。马季·阿克也来帮助做这些工作。洛伊·冈特初为我工作是我在还在参议院的时候，他不知疲倦地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用的资料、信息，并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协助我们工作。
后，还有三个人是从一开始就和我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的。我在这里要深切地感谢肯·卡希金和黛安·索耶对大部分资料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工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主要编辑助手弗兰克·甘农组织了这些研究并指导了这项工作。
理查德·尼克松1978年 3月于和平之家
在线试读
中国
1971年 7月 15日晚上 7点半钟，我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 20世纪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 7月 9日至 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年 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 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 2月 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绝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 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 1970年 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 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 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 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 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 1958年被捕的，已经被关了 12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 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 1969年 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 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其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我在第二天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一个月后，在 11月 22日，我口授了一个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我想请你在很机密的基础上，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议我们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我认为，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阻挡他们入场的情况下，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确定一个立场，使我们能够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
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必匆忙着手，不过两三个月后我要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办法。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2月 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和当时还有很大权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来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12月 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美国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科尔内留·博格丹大使在拜会基辛格时带来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我们的 10月会谈以后，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我捎一封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 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个口信是经过和林彪审核的。
周恩来还说，鉴于我 1969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 1970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尽力使 1971年年初的蓝山军事行动不致掐掉这个关系的萌芽，像前一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大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那样。我在 2月 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老挝的干预不应被解释为威胁中国。在北京，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激烈地驳斥我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大门之外，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尼克松凶相毕露，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中国
1971年 7月 15日晚上 7点半钟，我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 20世纪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 7月 9日至 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年 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 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 2月 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绝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 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 1970年 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 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 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 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 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 1958年被捕的，已经被关了 12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 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 1969年 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 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其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我在第二天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一个月后，在 11月 22日，我口授了一个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我想请你在很机密的基础上，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议我们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我认为，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阻挡他们入场的情况下，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确定一个立场，使我们能够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
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必匆忙着手，不过两三个月后我要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办法。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2月 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和当时还有很大权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来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12月 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美国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科尔内留·博格丹大使在拜会基辛格时带来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我们的 10月会谈以后，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我捎一封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 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个口信是经过和林彪审核的。
周恩来还说，鉴于我 1969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 1970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尽力使 1971年年初的蓝山军事行动不致掐掉这个关系的萌芽，像前一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大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那样。我在 2月 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老挝的干预不应被解释为威胁中国。在北京，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激烈地驳斥我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大门之外，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尼克松凶相毕露，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