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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宋：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
内容简介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演进中的*时期，曾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大宋文明。在政治上，为矫正唐末五代武人乱政之失，宋朝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推崇文治，甚至一度形成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局面；在经济上，民间市场发达，商品经济高度繁荣，改变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描绘出了都市市井生活之繁盛；此外，宋朝学术文化自由而发达，民间私学盛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在此时形成，正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载之演进，赵极于赵宋之世”。本书主要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和宋代文明成就两个维度进行专题式阐述，前者围绕宋代传统国策，以及一系列关键制度设计展开叙述，包括“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政治制度的演进，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建立，法制体系和经济制度的完整等；后者则聚焦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文明成就，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宋学的形成演进，两宋文学的大放异彩，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宋代史学，以及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等。
作者简介
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师从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和著名学者王曾瑜先生。19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撰写博士论文，200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多年来，一直从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兵制、佛教寺院经济、政治制度、宋儒与佛教的关系等领域。著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靖康之变》《赵宋：十八帝王的家国天下与真实人生》等，已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目 录
序言
章 重文抑武：赵宋皇帝的价值取向
北宋建立与“重文抑武”国策形成
二、文人地位提高与社会对武人的轻视
三、曹彬：得到皇帝和文官赏识的武将代表
四、从狄青到种世衡：被压抑、迫害的武将缩影
结语
第二章 募兵体制：维系政权的理想与现实
一、居安思危与募兵制建立
二、募兵制度造成北宋兵力不振
三、不堪一击的北宋募兵与靖康之难
四、常胜军和义胜军——助纣为虐的募兵
结语
第三章 集权与分权：宋朝政治制度的演进
一、宋代地方政治制度演进
二、宋代的中央政治格局
三、宋代的皇权
结语
第四章 教育与科举：奠定宋代文明的基石
一、宋代的官学
二、宋代的私学教育
三、书院教育
四、科举考试
结语
第五章 法制体系：维系宋代社会稳定的准绳
一、宋代法律的历史地位及特点
二、法律形式
三、司法机构
四、诉讼审判制度
五、法律在宋代社会中的地位
结语
第六章 高度繁荣的经济：以国计民生与货币金融为例
一、货币制度
二、信用业与金融业
结语
第七章 宋学：传统学术的新气象
一、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宋学的基本范畴及特点
三、宋学的形成与发展
结语
第八章 词、文与诗：宋人的文学成就
一、宋诗
二、宋词
三、宋代的散文
结语
第九章 发明与创造：宋朝的科技革命
一、三大发明及相关科技的运用和发展
二、天文学
三、数学
四、医学
五、建筑
六、冶金技术
七、造船技术
结语
第十章 古史与当代史：繁荣的宋代史学
一、宋代的修史机构
二、“古代史”
三、“当代史”
四、地方志
五、历史文献学发展
结语
第十一章 宋人的遗产：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一、绘画
二、宋代书法
三、工艺美术
结语
后记
前 言
序言
在笔者看来，中国悠久的历史既有源远流长的文明精粹，同时也有令人无法接受的文化糟粕。就前者而言，近代以来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下，但凡涉及东西方文明的撰写与叙述，欧美文明总会远远超迈东方文明。基于此，西方人的错误认知，尤其是对东方国家和人民及其文明的贬损和蔑视也就在所难免了。究其原因，首先，无论是西方的普罗大众，还是社会精英阶层，几乎都有着莫名其妙且令人惊讶的文明优越感。在这些“洋人”心目中，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各个方面相较于东方世界，都是先进得多的，甚至是东方人无法企及的。殊不知，很多西方人推崇的理念，就拿作为政治伦理的核心之一的精英治国论来说，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著名论断。事实上，雅斯贝斯在其“轴心时代”理论中就已指出，东西方的圣贤先哲都曾为人类文明史写下灿烂辉煌的一页。
其次，与西方人对东方的无知与无畏相比，东方人尤其是其社会精英人士，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远远比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了解要充分。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方的语言文字多是以拉丁文为基础的，大体上懂些英文也就可以从中悟到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语言的大致状况（也许笔者的说法过于轻率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世界的语言文字，无论是中文、韩文，还是南亚地区的印地语，这些语言与以拉丁文为基础的西方语言存在本质的差异。西方人很难了解东方世界，其中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西方人懂得东方语言的毫不夸张地说是凤毛麟角的。
再次，西方人充分利用了现代文明的先发优势，在西方历经文艺复兴以及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可以说是强势崛起。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西方列强仗恃其多方面的优势，尤其是军事和经贸层面的强大力量，渐次洞开了东方世界的门户。在此基础上，西方强迫东方各地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协议和条约，这些行为极大地增强了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严重打击了东方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以中国为例，自鸦片战争以来，经过西方列强的多次沉重打击，中国人几乎丧失了对其传统文化应有的客观态度。加之一大批所谓睁眼看世界、一心只顾引进西学的社会精英推波助澜，他们竭尽全力地吹捧西方的一切，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律照单全收。反之，凡是中国的，也是不论好坏，皆斥之为糟粕，甚至有台湾人以《丑陋的中国人》为名出书，竟然赢得满堂喝彩。诚然，作者坦然面对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丑陋与不堪，发自内心地直抒胸臆，以庖丁解牛的细腻手法竭尽全力解剖沉淀于中国人血肉甚至骨骼中的朽腐败坏之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对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大有裨益，这无疑是值得予以高度肯定的。然而，中国人及其所创造出来的中华文明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是应该全盘否定之后还要扔进遗臭万年的垃圾堆里的吗？现在想来，恐怕还是需要学界重新审视类似思潮的。中国人果真是丑陋的吗？西方人从骨子里就是高尚的吗？不用说别的，请仔细看看贪婪的华尔街金融家吧。
剖析和对比东西方文明是错综复杂的，以上仅是笔者的点滴思考，自难及万一，也许笔者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还是甚为粗浅的。
笔者是专门研治宋辽夏金时期的历史的。多年来，一直秉持相对客观公正的眼光和心态看待中国古代历史。与前代很多学者的系统研究相比，本书呈现的是若干专题的考察。其中前六章都与宋代的传统国策和国家高层的制度设计息息相关。就前者来说，宋代的传统国策既有现实执行的内涵，也包括潜在而具有理念约束力的种种策略。举例而言，在宋朝以前，中国古代更多实行征兵制度，即凡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均有为国家服兵役的义务。然而，自唐朝中叶以后，征兵制度逐渐崩坏，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度。宋人蠲除了历代以来的兵役负担，这是被后代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一直到元、明、清三代，中国古代再也没有恢复唐朝之前的全民兵役体制，而是实行部分民众为国服兵役的新兵役制度。毫无疑问，宋代的募兵制开启了中国古代兵制的本质性变革，其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再如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的时代，与其他朝代文武相对均衡的格局相比较，宋朝文官的待遇好、地位高、权力重、升迁快。相反，宋代武将在朝廷上下处处受制于国家制定的各种政策，如朝廷刻意延长武将的升迁时间，使他们很难升到国家高级官员的行列。更为严重的是，在宋朝对内镇压、对外攻防的战争过程中，武将几乎没有决策的权力，必须听命于皇帝及其所领导的文官集团。就后者而言，即宋代的制度设计及其相关问题，本书讨论了以下若干关键制度建设：
（1）两宋政治制度的演进，其中着重论述了宋代政治制度的目的究竟是集权还是分权。
（2）教育制度与科举考试制度，显而易见，这是事关国家命运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措施。
（3）法制体系，这是保障和维系宋代社会稳定与正常运作的准绳。
（4）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宋代的财政与货币金融制度为轴心加以适当的讨论。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各项制度的设计与落实通常是具有针对性的，大体上是为了规管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具有普遍性或是代表性的事项。但另一方面，制度的落实过程无疑是纷繁复杂的。任何一项制度的颁行几乎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而是有利有弊的。伴随着宋代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宋朝的各项管理制度愈益严密，也更为完善。这样，相比于前朝，宋代的制度文明就变得更为先进了。
任何国家的各项治理政策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千差万别的。两宋时期，有几位帝王在位期间所执行的政策对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而有些皇帝所推行的执政措施却是不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皇帝实行的是于国于民均无益处的颠覆性、毁灭性的错谬路线，如宋徽宗在位期间，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其政策都犯了方向性错误，尤其是其出于好大喜功而与女真人签署的“海上之盟”，终招致了“靖康之变”的恶劣后果。
总体而言，两宋时期朝廷实施的政策多有变化，且有好有坏，但宋代顶层的制度设计大体上还是值得肯定的。本书前七章梳理了宋朝施行的国家层面的基本制度设计，尽管很难概括其全貌，但笔者仍尽力罗列了其主要方面的内容。那么，这些国家的大政方针对宋代社会究竟产生了哪些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呢？本书的后五章就从几个重要的层面分析了宋制对保障宋代文明所起到的作用：
（1）宋朝创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新领域——宋学，将汉唐以来重视儒家经典文本（音韵训诂）本身的诠释，转变为宋以后深究其“微言大义”的阶段。
（2）繁荣的两宋文学不仅造就了新的文学体裁——词，且在诗文领域大放异彩，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出现于宋朝即是好的证明。
（3）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革命的时代，中国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完成于两宋时期。
（4）的宋代史学无疑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无论是中国的古史，还是宋朝的当代史，都是师表后世的。
（5）宋朝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艺术成就，其中既有书画、工艺美术，也有音乐、舞蹈与戏曲，等等。宋人几乎在每个艺术领域都给后人留下了价值难以估量的珍贵遗产，这些作品珍藏于全球众多著名的博物馆，很多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代表作。
显而易见，赵宋王朝施行了不同于过往王朝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概而言之，经济方面重要的是农业领域的土地私有化政策，同时大大放宽工商业管制；军事方面实行募兵制，从而解放了大量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政治制度方面施行集权与分权巧妙结合的方式协调多方政治势力，借以巩固赵宋政权；健全并完善了教育体系和科举选官制度，尽管荫补入仕仍然是宋代入仕官员人数多的一类，但经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而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朝廷决策的相对合理性、有效性。宋朝政府的施政方针涉及方方面面，远远不止笔者所概括出来的这些内容，在此所罗列的不过是若干宏观领域的一体而已。
至于赵宋政权制定的治国方略，以及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与人事设计，究竟对宋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恐怕仅仅依靠本书列举的五个方面是难以及其万一的。在此以宋代劳动者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做必要的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是为重要的产业。然而，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大体上是说，无论是土地，还是土地范围内的人员，无一例外都是隶属于王侯的。这种情况在唐朝之前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成立的，但入宋以后，伴随着土地私有化进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耕种土地之人——无论是主户还是佃户——均可相对自由地离乡去往他处谋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以后的中国农民大体上成了自由民，他们拥有了来去自由的法定权利。其身份、地位变化无疑是本质性的，与五代之前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巨变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套机制自宋朝确立后，一直持续到民国之前，实行了将近一千年，尽管元、明、清时期多有变革，但其基本架构被保留下来了。由此可知，宋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至于宋代各级政府的各种制度设计以及其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究竟存在多少糟粕和精华，尚有待于一代代学人加以客观公正的评判。
在线试读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朝代，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繁盛，很多方面都让后人艳羡不已。但同时，宋代军事上软弱无力，特别是在与周边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的对峙中，屡屡处于下风。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西夏政权长期对峙，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在军事力量相对平衡的情况下签订澶渊之盟，北宋承认辽朝占有燕云十六州的合法性，每年向辽朝赠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兴宗趁北宋、西夏交战，借口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向北宋进行军事讹诈。北宋朝廷不敢应对，以增加银、绢各十万“安抚”辽朝。庆历四年（1044），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每年“赐予”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赠送西夏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叶一万斤。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主持朝政的大臣司马光、文彦博力主割让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结果西夏入侵不已。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朝攻宋，北宋无力抵抗，屈膝求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外加巨额金银“犒赏”费，换取金朝退兵。南宋政权建立后，与金朝长期对峙。宋高宗时，在抗金形势大好的情况下，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宋孝宗隆兴年间，宋金又订立隆兴和议，虽然每年宋给金岁币数量有所减少，但宋金政治上的不平等状况没有实质的改变。宋宁宗嘉定年间，宋金再次和议，南宋政府不仅增加岁币，还把主张对金开战的韩佗胄的首级函封送给金朝，摇尾乞怜到了极点。纵观以上和议，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宋朝政府妥协退让甚至屈膝求和的结果。
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发达，拥有百万之众军队的宋朝，为何屡屡在对外作战中失利，不得不屈辱求和，个中原因值得后人思考，其中宋朝政府推行的“重文抑武”国策，应该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北宋建立与“重文抑武”国策形成
“出将入相”是中国古代宋朝之前统治集团内的精英人才仕途升迁、流动的正常现象。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才常常文武兼备，既能安邦定国，也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北宋建国后，与以往各朝相比，文官、武将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文官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武将群体无论政治地位、形象，抑或素质都远远不能和文官相比，之前令人羡慕的“投笔从戎”、弃文从武的现象不再出现，更多的是文官对武人的蔑视和敌意，以及千方百计摆脱进入武人群体的可能。从宋代之前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地位相近或相同，到宋代武人地位的沦落，其中经历了一个转化过程，这个过程从宋朝建立初年就已经开始了。
北宋王朝建立者赵匡胤原本是五代后周一名高级禁军将领，并无深厚的资历和显赫的军功。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在后周都城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地从后周恭帝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宋代的统治。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政权，靠的并不是他的威望与功勋，而是沿袭了唐代以来藩镇割据时出现的士兵随意拥立将领的模式。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天子权威不受人重视，任何拥有强大武力之人均可称王称霸。节度使安重荣公开宣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1]这种言论就是这一时期政治现实赤裸裸的写照。
亲身经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夫跋扈的赵匡胤，又通过兵变建立赵宋王朝，从内心深处视武人为社会动乱、政权更迭的根源所在，担忧兵变事件再次上演。事实上，赵匡胤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赵匡胤称帝后没过多久，先后发生了地方节度使李筠和李重进的造反，虽然两人的叛乱都很快被镇压下去，其他地方藩镇慑于北宋中央政府强大的武力不敢轻举妄动，但这两次叛乱无疑加重了赵匡胤对武将的猜忌心理。于是，在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背景下，从赵匡胤开始的宋朝统治者，均把百般防范武将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执行，“重文教，轻武事”的观念影响贯穿了整个宋代。
为了防止中央高级武将同样通过兵变夺取宋朝政权，北宋建立后不久，赵匡胤首先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剥夺了与他一同发动陈桥兵变的高级武将的兵权。通过授予掌握禁军兵权的石守信等高级武将荣誉头衔，赏赐大量金钱、美女作为交出手中兵权的补偿，同时与他们结成姻亲，让其放心并巩固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强大武力作为后盾，再用金钱、美女、姻亲等作为条件，赵匡胤成功地解除了朝廷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避免了“陈桥兵变”的再次发生。
在“杯酒释兵权”事件中，赵匡胤赤裸裸地劝诱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放弃人生追求，纵情享乐：“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命。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2]接着，赵匡胤又用同样的手法，逐步将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统统收归国家，后集中到皇帝手中。
在用怀柔政策解除武人装备的同时，宋初统治者也采用严酷手段，对军队将领大力整治。后周时，赵匡胤通过担任禁军高级将领掌握精锐、核心部队，为发动陈桥兵变提供了便利条件。赵匡胤称帝后，担心禁军高级将领会仿效自己搞兵变，对禁军统帅防范极严。为了不让禁军统帅权力过大，赵匡胤可谓煞费苦心，他将禁军统帅职位降低，任用一些资历浅、军功不卓著之人担任禁军统帅。同时，将之前两头制的禁军统帅分为三头制，而且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开。禁军统帅只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军事机关枢密院有调兵权，却没有统兵权。这样，皇帝牢牢将军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赵匡胤降低禁军统帅职位，分割其权力后，对禁军统帅仍然不放心。任何风吹草动，他都毫不手软。殿前都虞侯张琼是赵匡胤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为人英勇善战，忠心耿耿，曾经多次在战斗中殊死保卫赵匡胤的安全，因此赵匡胤称帝后，将亲军交给张琼统领。后来，只因张琼得罪了赵匡胤的亲信史珪、石汉卿，两人诬告张琼私下里豢养部曲亲信，多疑的赵匡胤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将张琼逮捕审讯，并下令杖责，将张琼杖击得几乎气绝身亡。生性耿直的张琼不堪忍受屈辱，自杀身亡。事后得知真相的赵匡胤并没有惩处诬告张琼致死的元凶，只是轻描淡写地对张琼家抚恤了事。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多年统率禁军，一直深受赵匡胤信任。但有人诬告韩重赟私下将皇帝亲兵变成自己的亲信，立即触动了赵匡胤敏感的神经。赵匡胤暴跳如雷，当场下令将韩重赟逮捕处死，幸亏宰相赵普出面力保，韩重赟才幸免于难。虽然事后赵匡胤也调查清楚有人故意陷害韩重赟，但他出于防范心理，仍然罢免了韩重赟禁军统帅之职，改派他人。
透过张琼、韩重赟二人的遭遇，可以看出赵匡胤对禁军高级将帅抱着高度警惕与猜忌的态度。在赵匡胤多疑的审视下，高级将官特别是禁军高级将领为求自保，不得不谨慎从事，甚至不惜“装疯卖傻”来打消皇帝的疑心。如张琼冤死后接替其职位的杨信，其的特点是谨慎和“忠直无他肠”，后来忽然得了哑疾，不能说话，但这样一个身体有残疾之人，赵匡胤并不嫌弃，反而更为信任。出身胡族的党进目不识丁、性格粗鲁，先后任侍卫步军、马军都指挥使十余年。据史书记载，杨信临死前突然开口说话：党进表面上“朴直”，实际上十分善于察言观色。两人性格的分裂与受宠，无疑都是赵匡胤高压下产生的变种。为求个人平安和皇帝宠信，高级武将即便不如杨信、党进般装痴卖傻，也逐渐奉行明哲保身之术。《宋史》记载石守信等武人大多贪赃枉法，曾经多次遭到宋太祖批评。太祖朝负责守边的大将更是大多数有着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这些记载可以说明武将素质低下，他们已不能如前代名将一般享有盛名。但换个角度观察，这些武人自我损毁形象的行为，不啻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因为太祖朝对于贪官污吏的处罚相当严重，很多贪官一旦被查明罪名属实，都会被处以极刑。石守信等人作为朝廷高官，对于国家法典不会毫不知情，他们很清楚太祖希望整顿吏治的决心。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毫不收敛，应该是明白太祖不会对他们动手：自己越声名狼藉，在士人和社会上越是没有声望，称王称帝的可能性就越小。这种结果也正是宋太祖希望看到的。当自甘堕落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并获得皇帝的默认时，武将们便开始有恃无恐地在这条道路上迅速走下去，并且造成的恶劣影响越来越大。
高级将领交出了兵权，但军队仍然需要有人来统领，这样武将与军队之间仍然存在联系。为了防止将领与士兵、军队与地方结成亲密关系，宋朝政府针对武将实行种种限制，还实行“更戍法”，就是不断将部队调动驻扎地。表面上称是为了锻炼士兵，熟悉各地情况，实际上是怕军队在某一地区驻扎时间太长，与当地结成牢固关系。在调动过程中，宋朝政府又不断调换统军将领，其结果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士兵常年疲于换防，劳民伤财。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开国之初，功臣宿将俱在，同时各地割据政权林立，为了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东征西讨武力征伐不可避免，武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朝廷重视。如北宋初年驻守西北前线的武将郭进、李汉超、姚内斌及冯继业等，在赵匡胤的允许下，均拥有较多的用兵权和财权。但这种状况，只是出现在沿边地区，其职权仅限于各自的防区。其他高级别的将帅，在宋朝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态度影响下，已有顺从迎合及保守的趋势，其所为较以往历史上的著名将帅已大为逊色，这一点在赵匡胤多次武力攻取弹丸之地的北汉未果上可见一斑。
宋太祖一朝，正值内外用兵之际，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宋太宗时代是武将群体素质和命运出现逆转之时。通过“烛影斧声”继位的宋太宗，是一个猜忌心极强的人，对武将更为猜忌。他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3]此处所说的“奸邪”，针对的就是武将。为了防范武人，宋太宗在抑制方面煞费苦心。宋太祖赵匡胤时，对武将作战虽然也进行干涉，但基本能让武将放开手脚，自由发挥。宋太宗既不懂军事，又不放心武将作战，为了牢牢掌控战场，他在战前对将领颁赐阵图，临阵对敌，命令武将必须完全根据皇帝颁布的阵图应敌。不依据阵图对敌，即便获胜，回朝后仍然要受到惩处。依据阵图应敌战败的，却可以堂而皇之地逃脱惩处。在这种奇怪氛围的笼罩下，武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碌碌无为，毫无作为。
五代武人横行，文教无人重视。赵匡胤称帝后，大力在武将中推广学习儒家经典，所谓“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4]。其实，武将提高文化素养本是应该的事情，但赵匡胤所谓的“为治之道”，并非真正的古今治乱之道，而是儒家宣扬的忠君臣子之道。北宋朝廷一方面对武将严加管束，打击毫不手软；另一方面，用忠君思想诱导武将，让其放弃个人思想，一心效忠皇帝。在软硬两手打击下，一些高级将领表现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如党进目不识丁，为了显示自己尚文，也要在朝廷上讲几句文绉绉的话语，结果闹出笑话。宋太宗时，武人王显出任枢密使，宋太宗告诫他：“爱卿世代并非出身儒门，从小遭遇兵荒马乱，一定缺乏教育，学问不多。如今爱卿在朕左右日理万机，一定没有空闲时间博览群书。”随即太宗赐给王显《军戒》三篇，说：“看看此书亦可以免于尴尬。”对武将不重视军事素质的培养，反而以所谓“提高文化修养”来要求武将，未免本末倒置。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大批武将将精力放在了扮演“儒雅”上，而不是如何提高自身的军事素养。
随着北宋统治者对武将有意打击、压制，越来越多的武将不求上进，明哲保身。那些稍有所作为，或者有所抱负的武将，在宋朝重文抑武政策下，要么终身才华得不到施展，要么被打压、排挤，落个悲惨的结局。《宋史》中记载了一位名叫呼延赞的北宋初年武将，此人出身将门，久经沙场，勇猛异常，一心想上场杀敌，报效国家。当时北宋太宗两次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对契丹心生畏惧，不敢发动第三次北伐，呼延赞向朝廷献计献策，并请求带兵戍边。为了表示抗辽决心，呼延赞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杀契丹”文字，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两行小字。呼延赞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身体强健，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浇其身体。呼延赞还自己设计降魔杵、破阵刀等重兵器，希望将来在战场能够一展身手。但宋太宗对呼延赞并不欣赏，雍熙北伐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的装束，几乎将其斩首。一心向往上阵杀敌报国的呼延赞终困顿死于军营庶务之中。呼延赞的遭遇，正是当时武将群体因自身角色而造成悲剧的缩影。
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代皇帝苦心孤诣的打压，北宋初年的武将群体，从唐末五代崇尚武力征伐，变得循规蹈矩、唯唯诺诺，毫无武人血性。如曾经以主帅身份东征西讨的名将曹彬，在率领大军攻灭南唐，取得统一全国的重大功劳时，丝毫不敢有一点居功自傲的表现，日常温文尔雅，甚至位居枢密使高官时，在路上遇到士人，主动退避让路。曹彬的“谦让”获得了文人士大夫的好感。但就是这样一个将领，反因酒坊使弥德超一句“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5]就迅速遭到宋太宗的免职。大将潘美因受太祖、太宗信任，执掌兵权。潘美每次到地方任职，都主动将妻子、儿女留在都城，只携带几个侍妾前往赴任。如果侍妾在任所生育，潘美马上派人将其妾与孩子一同带回京城府第，同时向皇帝报告。名义上是认祖归宗，实际上是让自己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让皇帝放心。虽然历朝以来对武人的防范一直存在，但像宋代如此如履薄冰，确实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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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梳理宋朝顶层制度设计的来龙去脉，立体呈现两宋兴亡得失的制度逻辑 宋朝的制度设计一方面继承自大唐，一方面深刻汲取唐末五代武人乱政的历史教训，发展出自身的独特性。本书分别从“重文抑武”国策的形成、募兵体制的建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结构和制衡原则、教育与科举制度、法制体系等多个角度论述宋朝顶层制度设计的特点，以及其对政权维系的作用和意义。
2、系统概述宋朝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领域的文明成就，展现华夏文化极富创造性的状态经济金融、科学技术、诗词文学、书画艺术、思想学术……宋朝几乎在社会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创造出了卓越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华夏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在赵宋一朝展现得为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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