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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世界形势发生深刻改变，传统体系摇摇欲坠，新秩序正在形成。
本书从经济全球化、抗疫、美国的现状与忧虑等角度对中美摩擦进行深度分析，对中国如何应对提出战略性建议；客观分析当下中国与美国的发展现状，理性思考中国的战略选择。
作者简介: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其主要兴趣和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国际和东亚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第一章 政治与科学：西方 vs. 中国 / 001
一、抗疫的核心是政治与科学的关系 / 003
二、美国（西方）的种族主义情节 / 010
三、疫情与中国治理制度 / 017
四、个人意志、责任担当与群体抗疫 / 024
五、中国防控经验值得借鉴 / 031
第二章 东西方之争的谬误 / 033
一、中西“抗疫”话语权之争的谬误 / 035
二、疫情与制度之争的谬误 / 042
三、认同政治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冲突 / 049
四、中国该如何回应美国的打压 / 056
第三章 后疫情时代的有限全球化 / 063
一、疫情与全球政治危机 / 065
二、“超级全球化”与人道主义危机 / 072
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倒塌了 / 079
四、新型冠状病毒和“大国不亡”的逻辑 / 086
001 五、疫情之后的“有限全球化” / 092
第四章 后疫情时代与中国的战略机遇 / 095
一、中国会再次封闭起来吗？ / 097
二、拿什么来拯救中国经济 / 104
三、想象中国接管世界秩序 / 111
四、国际体系摇摇欲坠，中国接下来怎么办？ / 118
第五章 后疫情时代：对话郑永年 / 127
一、摒弃偏见增进全球抗疫合作 / 129
二、疫情冲击或超大萧条 / 134
三、如何看待全球疫情蔓延和巨大冲击？ / 139
四、接下来的几年可能是危机频发的几年 / 145
五、新基建要慎重，软基建要发力 / 150
六、全球化会继续下去 / 158
七、西方舆论围攻中国抗疫，是新冷战的升级 / 168
八、后疫情时代来临，中国该如何应对？ / 173
九、做强内需并坚持开放，就会有新繁荣 / 178
十、疫情后全球化的演变与中国选择 / 184
十一、世界要回归科学理性 / 193
十二、疫后世界将进入“有限全球化” / 212
十三、中美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 220
十四、千万别跟着美国搞这套东西，否则就会掉陷阱里 / 231
十五、对待美国全方位打压，要有大国心态 / 237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政治即利益表达，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力量角力和平衡，无论是西方那样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还是像中国那样的自上而下利益展现。科学则是如何最有效预防、阻断疫情的传播和拯救生命，不会把重点置于其他任何方面。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政治和科学之间的矛盾既表现为生命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在生命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再者，如何处理攻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本身就需要科学。
相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家，东亚社会的抗疫很显然是比较成功的，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东亚政府在抗疫过程中，能够实现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东亚社会的这个特征，和这些社会的技术官僚治国传统有很大的关联。技术官僚治国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这个群体在诊断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不会去诉诸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而是诉诸科学的理性和逻辑。韩国和新加坡等社会被西方视为抗疫的典范。
如果说中国是政治助力科学，西方可以说是政治凌驾于科学。政治过度而科学不足是很多西方国家政府抗疫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被视为西方民主典范的英、美两国。 (查看原文)
iris
2021-07-29 11:18:31
—— 引自章节：一、抗疫的核心是政治与科学的关系 / 003
自由主义起源于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是由西方所确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个秩序具有种族性质，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在西方内部，因为各国内部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不同，从来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西方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在西方各国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国际层面，因为西方各国国家利益不同，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企图用自由主义来构建世界秩序的方法也不同。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从来就具有多元性，从来不存在一个“一元化”的自由主义或“自由国际秩序”。
历史地看，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扩散有一个过程，即从西方到非西方。从发展次序来看，自由主义要先解决西方内部的问题，然后才解决西方和非西方的问题。
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所确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被视为具有普世性。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要在法国实现这些价值，还要把这些价值推广到全世界。启蒙思想家孔多塞（de Condorcet）就认为，西方要扮演“慷慨的解放者”角色，把那些受“神圣”但专制和愚昧的征服者统治的人解放出来。另一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更为激进，他甚至提出了“强迫自由”的理论，认为如果人们不要自由，就要“强迫他们获取自由”。
这些理论不仅对西方的内部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例如，法国努力通过殖民地政策把这些价值销往被其统治的殖民地，尤其在非洲，并且把这些国家视为势力范围。在很多年里，法国在非洲对美国的防备，甚于对苏联的防备，因为法国很担心法国的“自由价值”会被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价值”所取代。
经验地看，在西方的外交政策中，种族因素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也不会消失。在不同背景下，人们可以收敛一些，或者虚伪一些，但种族主义还是会不时以不同的方式浮上台面，并发挥政策作用。从中世纪的“宗教”… (查看原文)
iris
2021-07-29 11:21:04
—— 引自章节：二、美国（西方）的种族主义情节 / 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