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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将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根源追溯到中国人对世界的原初认识，追溯到在这种认识之上的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契约关系，以及为了遵守这种契约关系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个人—共同体—社会—国家四者之间、文化与政治之间、权威与权力之间、民族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在这 一宏观认识的基础上，作者梳理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脉络、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在各个时代的发展演变。
洞穿多民族统一国家构造的深层历史，
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变
九州四海、内服外服、华夏四夷，探寻“多重型天下”的思想起源
羁縻州府、藩部体制、改土归流，把脉“多元型帝国”的利弊得失
新疆建省、五族共和、民族自治，理解民族国家建设的困境与成就
王柯此书清晰梳理了中国统一多族群国家的历史脉络，指出了“天下”观和“夷夏之辨”的文化内涵，分析了历朝“因俗而治”多元化行政体制的利弊，认为清王朝在新疆实行的“分治”政策是近代民族问题的直接成因。此书对我们认识今天的民族关系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迪。
——马戎
这本著作自2001年问世至今已近20年﹐它仍吸引众多读者而再版，自然由于论述精辟，也因其主题仍与读者所处现实密切相关。对中国及海外华人读者而言，这现实便是今日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本书完整而连贯地说明由夏商周三代到当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非常值得一读及深切关注。
——王明珂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重治理的帝国，王柯教授的这本书，对中国多元一体的国家特性有非常全面和清晰的展示，他启示我们，即使在民族国家的今天，古代的帝国传统也并非完全过时。
——许纪霖
“何谓中国”，是近年来大热的话题。“中国”概念在古代是文明的意涵，近代转为国家的意涵，这是古今之变的转换。古代的文明意涵下，在长城南北分属两个政权或同属一个政权的不同时代中，还有农牧之变的转换。这双重转换，关键而又复杂，但在讨论问题时又常不自觉地为人忽略。王柯老师的这本书，对于厘清相关的问题域，有着重要的意义。
——施展
作者简介:
王柯
1956年生，东京大学学术博士学位，2001年起为神户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为近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民族与宗教问题、中日关系等。
自序
第一章 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
一、“四海之内”与“九州”：理论上的“天下”与现实中的“天下”
二、“内服”与“外服”：阶级制“天下”的成立
三、“中国”与“四夷”：统一之“天下”的有机构成
结论
第二章 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
一、“华夏”与蛮、夷、戎、狄：是民族还是文明共同体
二、“四夷”与“礼”：民族歧视的构造
三、走向“中原”之路：以文化为渠道的民族膨胀
四、“天下”与“德”：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
结论
第三章 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时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
一、秦帝国的“属邦”
二、汉帝国的外臣与内属
三、从“兄弟之国”到“臣国”
四、儒教与夷狄
结论
第四章 分治与同化：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政权的中华王朝思想
一、从单于到皇帝—胡人社会在政治制度上的变化
二、从夷狄到华夏：胡人在文化与民族特征上的变化
三、从游牧到农耕：胡人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
结论
第五章 多重的帝国与多元的帝国：唐、辽、元的国家和民族
一、羁縻与和亲：唐代的羁縻府州制度
二、一国两制与两国一家：辽代的南北面官制度
三、中国化与二都制：元代的政治构造
结论
第六章 大一统帝国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元、明、清的土司制度
一、国家主权与土司、土官
二、土司地区的“中国化”
三、“改土归流”与清王朝的“华夷”认识
结论
第七章 在中华与“乌玛”之间：藩部体制与维吾尔社会统治体系
一、从“招服”到征服：清王朝统治维吾尔社会的开始
二、维吾尔社会与伯克制：清王朝的间接统治
三、满人盟主之臣民：藩部体制下的维吾尔社会
四、和卓的“圣战”：民族隔离政策的危机
结论
第八章 国际政治背景下的新疆建省：多民族近代国家建设的尝试
一、收复新疆的背景：19世纪后期英俄势力的入侵
二、“塞防论”与“海防论”：近代国际政治与领土
三、废除间接统治政策：从藩部之民到国家之民
结论
第九章 构筑“中华民族国家”：西方国民国家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实践
一、“驱除鞑虏”：“中华”在近代的再认识
二、“五族共和”：向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回归
三、“积极的民族主义”：大中华民族时代的开始
四、“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国民国家思想的实践
结论
第十章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诞生
一、共产国际指导的“民族自决”与“联邦制”（1922—1937年）
二、帝国主义侵略与“民族自决论”的质变（1937—1945年）
三、否定“联邦制”与“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1946—1949年）
结论
结语 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
征引文献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九州”小于“四海”，具有与王朝相统一的政治、文化制度的住民生活于“九州”，而从“九州”以外到“四海”之间，则是蛮、夷、戎、狄生活的空间，这就是我们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所看到古代中国人所想象的人类世界。
这些具有与中原人民不同文化的共同体，最初被统称为“九夷”和“百蛮”，之后又被称为“四夷”。“九”与“百”是强调数量之多的数字，而“四”则常常与时间、空间有关。类似“日靖四方”“光被四表”“钦四邻”等等关于方位的形容，都能使人联想到“四”与日出日落这一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称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为“四夷”（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实质上就是认为他们远离中央，处于边缘。
从《诗经·大雅·荡》中的“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经·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等最早使用“中国”这一名词的文献中可知，“中国”，原来是与“四夷”相对应而产生的名词。但是，“中国”与“四夷”的“对称”，也容易使人联想到“对立”的关系。例如孔子曾在《大学》中说道，“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其实二者本来并无互相排斥的意思。有比较才有区别，没有“中国”，就没有“四夷”；没有“四夷”，也就没有“中国”。
中国最初的民族意识不过是一种“文明论的华夷观”，即通过文明的形式来区分“华夏”与“蛮、夷、戎、狄”，而且不排斥“蛮、夷、戎、狄”通过接受文化的方式成为“华夏”。也就是说，“中国”与“四夷”之间的界限，并非像近代社会中的“民族”那样是一个依据血缘进行判断，并从法律上禁止逾越的界限。
“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繇于鹈羽山，以变东夷。”（《大戴礼记·五帝德》） (查看原文)
D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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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6 14:37:09
—— 引自章节：三 「中國」與「四夷」─統一之「天下」的有機構成
“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与“九州之外、四海之内”这两个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与“四夷”，而在民族集团的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华夏”与“蛮、夷、戎、狄”。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直接提供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土壤。
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对蛮、夷、戎、狄的认识，既包含了对它在天下体系中地位的认识，同时也包含着对它在天下构造中所处方位的认识。蛮、夷、戎、狄生活的地域处于“中国”的四周，因此较之“外服”的诸侯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与王朝的距离都更加疏远，所以在天下秩序中的等级、地位自然就低于“中国”的诸侯各国。
从等级制的角度来看，中国初期国家社会时期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三重的天下”。第一点是在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中“四夷”也被看作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第二点是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为蛮、夷、戎、狄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因为多重“天下”的思想摆脱了狭隘的血缘意识，将政治和文化作为划分的标准，所以即使原来是属于蛮、夷、戎、狄的人或集团，随着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一，也可能变成“华夏”。
因为“天下思想”是在中国初期国家社会形态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必然要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修正完善，但是它的原理部分却从未改变。这就是，人类社会所有的形式与内容都反映着或者应该反映“天”的意志，每个人类共同体集团的盛衰存亡也最终都决定于“天”的意志。这种思想，促使中国始终保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和政权都将周边民族视为“天下”不可或缺的部分，几乎所有的王朝都采取“羁縻政策”，欢迎周边民族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欢迎并承认它的“中国化”。 (查看原文)
D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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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6 14:37:09
—— 引自章节：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