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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 挑战托克维尔的经典解释，论证出更为精细的新观点
托克维尔提出的“活跃的市民社会能够促进民主发展”“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壮大是因为社会原子化”在学界已经成为一种经典解释，按照这种解释，“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应该完全对立。然而本书论证了，法西斯主义尽管反对自 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但并不反民主。它是一种高度动员的威权民主制，希望通过法西斯政党而非选举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代表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民主恰恰是法西斯主义发展壮大的基础。
通过对“法西斯主义是革命”和“法西斯主义反革命”这两种观点的比较分析，本书提出，法西斯主义是反革命的，它需要一个组织紧密的市民社会，以建构自身独特的政党结构。
★ 制度性国家力量薄弱+市民社会强大=法西斯主义风险增加
本书在传统解释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有关市民社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引入了制度性国家力量这一因素。作者认为，市民社会的强弱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制度性国家力量也是一个重要变量。只有强大的市民社会叠加薄弱的国家力量，才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风险增加。
★ 使用比较的分析方法，通过三个具体案例佐证核心观点
本书开创了通过“新比较历史社会学”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路径，结合马克思、阿伦特、托克维尔、葛兰西等人的研究，通过对意大利的政党法西斯主义、西班牙的传统法西斯主义和罗马尼亚的国家法西斯主义这三个现实案例的比较，为“同样存在活跃市民社会的国家为何会走上不同的极权主义路径”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
★ 借分析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观察当下西方的集体右转可能导致的危机
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可以划上等号吗？本书通过对当今的美国和20世纪的欧洲国家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市民社会的结构与政权性质、阶级基础、中产阶级政治、支配阶级的结构、动力机制、政党自身的力量等方面的对比，为我们观察当下西方社会的集体右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内容简介】
迪伦·莱利以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三个案例为基础，通过精彩的比较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重新概念化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起源。
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志愿结社在整个欧洲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乡村非精英群体中。但这种“市民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在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催生自由民主。相反，莱利发现它在特定的背景下破坏了这些国家新生的自由主义政权，并且成为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核心推动力。莱利令人信服地挑战了著名的“托克维尔命题”（强大的公民社会必然导向自由民主的发展），引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我们理解法西斯主义、理解市民社会与政权体制的关系做出了里程碑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贡献。
【媒体推荐】
这本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如何兴起的精彩的比较研究，将托克维尔和葛兰西带入了一场新颖而令人惊讶的对话。它将改变你对公民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民主的思考方式。
——威廉·西维尔，芝加哥大学杰出荣休教授
不要误会，这本书远不止于比较法西斯主义。迪伦·莱利不仅重新思考和整合了托克维尔、阿伦特和葛兰西的遗产，还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大陆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真实历史。这一理论教训在当今世界的其他地方似乎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格奥尔格·M. 德鲁吉安，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教授
这是一本极具原创性的著作，迪伦·莱利在政治理论和历史研究之间游刃有余，富有成效地质疑了法西斯主义标准解释中的次要假设。他创造性地使用了托克维尔和葛兰西的概念。本书引人入胜，论点令人信服。这是一部法西斯主义研究领域的必读书。
——恩佐·特拉韦尔索，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迪伦·莱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跨学科研究部主任，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擅长从广泛的比较和历史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威权主义和知识体制。
【译者简介】
黄佩映，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教于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理论、传播思想史、公共文化变迁。
目 录
致 谢
部分组织的缩写、全称与中文译名
第二版导论
第1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市民社会与法西斯主义
第2章 政党法西斯主义：意大利，1870—1938
第3章 传统法西斯主义：西班牙，1876—1945
第4章 国家法西斯主义：罗马尼亚，1881—1940
第5章 思量其他可能的解释
第6章 重思市民社会与法西斯主义
注 释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自熊彼特以来，任何对民主的程序性解释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套特定的政治制度或程序应当等同于“民主”这一概念，而民主在本质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合法性原则，绝非对现有政治现实的中立描述。“威权民主制”一词仅仅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者主张民主合法性，以此证明民族主义一党专政的规划是正当的。尤其独特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威权民主制”将自身呈现为议会制导致的政治代表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而不是注定要随着国家本身一起消亡的过渡性独裁政权。（pp.xvi-xvii） (查看原文)
南家思异密
2赞
2025-09-30 18:44:45
—— 引自章节：第二版导论
鉴于这种差异，特朗普主义并不是在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后出现的。相反，它是在经济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漫长阴霾中崛起的，而这种回应无助于解决导致经济败局的根本问题。就此而言，它属于更广泛的抗争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长期困扰着欧洲，还有土耳其。这些抗争，无论采取右翼还是左翼的形式，皆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在其资本主义治理之下物质基础衰落的产物。
此外，特朗普主义，以及更广泛的“右翼民粹主义”，并不需要面对任何类似社会主义大众政党的挑战，因而没有被迫打造自己的一套用于右翼动员的基础设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欧洲，选举投票率、工会密度和各种政治活动的参与度一直在稳步下降。在欧洲，曾构建了许多政体的大众政党（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只过了短短几十年就已萎缩和衰弱。
因此，催生了右翼民粹主义和特朗普主义的政治危机的动力机制，带来了现有党派的解体，而非新生的或快速发展的党派的威胁。至关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曾催生了法西斯主义用胡安·林茨（Juan Linz）的话来说，政治空间的后来者的组织动力机制，在这里不起作用。这些政治竞争的不同模式意味着特朗普主义完全缺乏法西斯意义上的大众政党组织。催生了这些组织的备受争议的动力机制，在这里是缺失的。
特别是，特朗普主义并非源于革命的威胁，而是源于奥巴马执政时期失败的改革主义。奥巴马时期对大型金融机构实行紧急财政援助，且没有提起相当数量的检控，还推出一项以向私营保险公司发放大量补贴为前提的医疗保障方案，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其进步举措。这一情势与1918—1920年的意大利和1917—1923年的德国有一丝颇具启发性的相似之处。奥巴马时期虽有经济复苏，但是较为温和。因此，尽管他个人依然颇受欢迎，但他给民主党留下了烂摊子。同样，特朗普主义也不可能再现法西斯运动所特有的反革命力量。
(查看原文)
𝙬𝙟𝙧
2025-09-24 10:38:54
—— 引自章节：第二版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