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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刘志伟与孙歌两位教授的对谈为主，附录罗艳春、周鑫对刘志伟教授做的访谈一篇。对谈双方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刘志伟教授及华南学派的研究展开对话，意在使华南研究的成果跨出历史学界，让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对谈内容涉及如何表述活的历史，如何把西方式普遍性的理论感觉相对化，以及如何看待整体性，以整体史的立场从事区域史研究，等等。
在访谈中，刘志伟教授畅谈他的求学、治学经历，娓娓道来他积淀数十年的治学经验。访谈很好地反映了刘志伟教授的学术关怀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从中可以看出他治学的出发点和展开逻辑，以及他与华南学派中的外籍和外地人员的长久的合作经历，等等。
本书涉及的内容在历史观或认识论的层面，对华南学派所做区域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思考，是对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学者30年来所做华南乡村社会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华南学派提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为现今的史学研究摆脱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积极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精华，从人的行为和交往关系出发重建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主要著作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孙歌，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等。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台湾人间出版社2010年）、《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年）、《探寻历史的“基体”：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
对谈小引（孙歌）
一、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
二、形而下之理与普遍性想象
三、从人的行为出发的制度史研究
四、“中心”与“边缘”
五、局部与整体
六、区域研究中的“国家”
七、寻找中国原理
尾续语（刘志伟）
附录：走进乡村的制度史研究——刘志伟教授访谈录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在处理历史的时候，你（刘志伟）不受观念和已有的所谓理论框架的束缚，对你来说那些东西有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它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你总是在试图面对一个有生命的、有机的动态历史过程。
我（孙歌）觉得要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流动过程不仅仅是一套话语，而是需要我们尽量激活身体感觉来进入的那个用话语无法穷尽的主客体相互对话的过程。
你（刘志伟）在追问的不是国家、社会、民间、官方体制这样的一套话语系统所带来的固定感觉，其实你是破除掉这些东西，去追问人们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如何和其他人发生关系，因此如何形成了社会，在这个形成社会的过程当中，过去的普通人，他们如何把国家机能作为生活的需要而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
就是事实上比起研究对象来，研究视角才是决定性的。研究什么不能决定研究的性质，怎么研究才是决定性的。即使是同一个对象，从不同的视角看出去，也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图景。
这里实质的区分不在于是上层的历史还是下层的历史、精英的历史还是民众的历史、朝廷的历史还是百姓的历史，而在于是国家的历史还是人的历史。
近年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讨论，争辩应该更多关注民众的历史还是国家的历史，或纠结于应该强调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还是应该更多重视基层社会自身的内在逻辑。在我（刘志伟）看来，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真正走出以国家或团体为主体的历史，转到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这种争论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历史认知是从人出发，那么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政府机构也好，民间组织也好，都不过是由人的行为在人的交往过程中形构出来的组织化、制度化单元，这些制度化的组织，当然影响并规限着人的行为和交往方式，但在根本上来说都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物和工具。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家体系与民间社会，精英与民众，高雅的… (查看原文)
栞
5赞
2017-01-20 05:16:52
—— 引自章节：第一章 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
近年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讨论，争辩应该更多关注民众的历史还是国家的历史，或纠结于应该强调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还是应该更多重视基层社会自身的内在逻辑。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真正走出以国家或团体为主体的历史，转到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这种争论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历史认知是从人出发，那么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政府机构也好，民间组织也好，都不过是由人的行为在人的交往过程中形构出来的组织化、制度化单元。这些制度化的组织，当然影响并规限着人的行为和交往方式，但在根本上来说都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物和工具。
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家体系与民间社会，精英与民众，高雅的思想和卑劣的欲望，都一样是人们历史活动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在以人为主体的历史观下，无论研究的是精英的历史还是民众的历史，我以为在方法论上并无根本的分歧。 (查看原文)
体中何如
4赞
2024-06-29 21:42:35
—— 引自章节：一、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