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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宋代党争史研究开山之作
◎宋代研究学者 沈松勤 代表著作
◎全面深度讲解宋代朝堂党争和灭亡的内在根源
◎知名学者王水照、傅璇琮、吴熊和赞誉推荐
【内容简介】
《宋代文人与党争》是宋代文史学者沈松勤研究宋代党争的文史著作。全书内容由其著作《北宋文人与党争》和《南宋文人与党争》修订合刊而成，分为“北宋篇”和“南宋篇”。全书以两宋士大夫文人派系斗争为主题，通过全面阐释宋代文人群体派别对于“正统之学”和朝政权力争夺的历史，展示了宋代政治制度中无法逃脱的“党同伐异”历史魔咒，并从特定角度分析了宋朝社会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宋代士大夫朝堂之争的根源，揭示宋朝盛衰的内在历史规律。该书被誉为国内研究宋代党争和士大夫关系的开山之作，为国内宋史研究界、宋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研究著作。
【学者推荐】
《北宋文人与党争》《南宋文人与党争》两书，以党争为轴心重构宋代文学史脉络，再现政治与文学互动的文化生态，是宋代文学与党争这一交叉型课题的重要成果。今两书修订合刊为《宋代文人与党争》，整体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文学创作与政治命运之间紧密交织的关系，重绘了宋代文学的精神谱系，为理解“宋型文化”特质提供了新的路径。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王水照
《北宋文人与党争》这部著作，无论是就宋代文学的断代研究，还是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而言，在治学思路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极为难得的创新、求实的意义。
——中华书局原总编辑 傅璇琮
《北宋文人与党争》围绕北宋党争所展开的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南宋文人与党争》不仅是《北宋文人与党争》的续篇，同时还是作者所开辟的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众多独立见解，是研究南宋历史、文化的创新之作。 ——浙江大学教授 吴熊和
作者简介:
沈松勤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筹）、中国词学学会副会长。承担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著有《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等相关学术著作十余种。
（北宋篇）
导论
第一章 积弊与救弊：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
第二章 君子小人之辨：北宋党争的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
第三章 台谏制度与台谏势力：北宋党争的催化剂
第四章 北宋党争的特点与文人和文化的命运
第五章 北宋党争与文人的分野
第六章 北宋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
附录 “崇宁党禁”下的文学创作趋向
本书主要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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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篇）
引 论
上编：南宋党争的背景与历程
第一章：从“靖康之乱”到“绍兴更化”
第二章：从“赵张之争”到“绍兴和议”
第三章：从“隆兴和议”到“庆元党禁”
第四章：从“开禧北伐”到“端平更化”
中编：南宋党争的动力与文化性格
第五章：国是之争
第六章：学术之争
第七章：用人之争
下编：南宋党争与文学命运
第八章：文学群体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再造
第九章：高压政治与谄谀之风：文学命运的走向之一
第十章：畏祸心理与以理遣情：文学命运的走向之二
附录：南宋党争与“元学术”“元叙事”
本书主要引用书目
后 记
合刊后记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如果说太宗、真宗时期在冗兵、冗吏中，已暴露出冗费和“穷尽取财之路”的弊端，但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处于发展阶段，所以田锡、王禹偁等人“別布新条”、“治之维新，救之在速”的更张呼声尚未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潮；那么到了仁宗时期，随着祖宗法度之擎日趋明显，各种社会和政治危机不断加深，更张法制、革求治的要求日趋强烈，许多人还明确提出“祖宗不足法”。李靓曾大声疾呼：“今之事可谓急矣！”“弱甚矣，忧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韩琦亦尖锐指出：理财旧制若不更改，后果难以设想，主张“凡奢靡之饰，奇巧之玩，无名之赐，无度取索，一切罢去”。包拯则云：“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欲求去其弊，当治其源。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冗杂不减，用度不节，虽善为计者，亦不能救也。方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若不锐意而改图，但务因循，必恐贻患将来，有不可救之过矣。”并在这种思潮的驱使下，范仲淹毅然发起了庆历新政。 (查看原文)
拉文克劳督点检
2020-12-09 18:44:41
—— 引自章节：一 从太宗中后期通变救弊之思的萌芽到仁宗时期的变革实践庆历新
当然，我们不否认庆历新政以后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即文彦博在一份奏章中所说的“臣以为方今之务，正在谨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赏刑罚不失当耳”，惟其如此，便可“无为而与虞舜比隆，而下观三代之盛矣。但这绝非是主流，对“三冗”带来的各种社会与政治危机有一定认识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大夫是“常患法之不变”的，作为最高统治者，英宗亦惊呼：“积弊甚众，何以救裁？”神宗即位不久，则又斩钉截铁地宣称：“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改！正是在这种来自君臣上下、代表时代要求的通变救弊思潮的再次推动下，王安石主持发动了比庆历新政规模更大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云：“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上述表明，“余人出焉，一入焉”的原因，不在于祖宗成法该不该破，而在于怎样破、如何破中有立？司马光“以为不可行”，同样出于对新法的不同看法，而不是为了死守祖宗“格例”。也就是说，宁“法之初行，议论纷纷”，遂分党与，相争不息，是建立在庆历以来“世之名常患法之不变”的救弊思潮基础之上的，共同体现了志在当世的主体精神。 (查看原文)
拉文克劳督点检
2020-12-09 18:57:00
—— 引自章节：二 从庆历以后通变救弊思潮的日益高涨到熙宁大规模的变法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