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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第十九届文津图书奖、第二十四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凤凰网读书2023年度推荐图书……
◎黄克武、黄兴涛、李雪涛、罗新、章清、邹振环一致推荐
◎首部从翻译角度研究马戛尔尼使团的著作
◎改写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图景，为近代中国翻译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与典范
作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对两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毋庸置疑，然而使团的沟通与翻 译问题罕有进入研究者视野。本书聚焦翻译在这次中英对话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全书七个章节以时间为轴线，由多个问题驱动论述，通过对使团译员背景以及国书、敕谕、礼品清单、往来书信等各类文件的翻译和改写的考察，并基于对大量珍贵档案和多门语言文献材料抽丝剥茧式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力图还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翻译过程，向读者展示翻译在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乃至近代中国外交活动中的至关重要性。本书资料丰富详实，论述严密，对使团研究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颖见解，填补现有使团研究的空白，为近代中国翻译史、中英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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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书从翻译的角度切入，探讨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华，细致地分析双方译员招聘、翻译的误会与操弄、外交议题的折冲、后续的接洽等，立体而生动地呈现了中英关系史上的一桩关键事件。无论在议题选择、史料搜集、分析手法、观点提出等方面，本书都可谓翻译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翻译在早期中西关系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尽管如此，本书对马戛尔尼使华过程中各种翻译问题的出现与应对之揭示，多语种文书的搜集与解读，种种考述与论析之细致、全面和深入，还是令我吃惊。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外交史力作、一部体现政治较量和文化对转的翻译史精品，也是探索环环相扣、挑战不断的“翻译事件史”书写路径之结晶。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这是一部通过翻译研究对中英关系史进行重构的巨著，而这一研究涉及人类历史上地域最宽阔、结构最复杂的政治体——中华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相遇。正是通过鲜为人知的对翻译的研究，王宏志教授向我们提供了充满智慧和独创性的新观点。中国近代史其实也是一部跨文化的翻译史，其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构成现代学术的最重要的特征。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
本书将马戛尔尼使团在翻译上所面对的独特难题，首次放到翻译史的背景下来认识，不但改写了 18—19 世纪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图景，更成功揭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翻译研究具有超乎寻常的重大作用。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作者简介:
王宏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座教授（兼任），湖南科技大学“湘江学者”特聘教授、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专研18—20世纪中国翻译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有《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翻译与文学之间》、《翻译与近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鲁迅与左联》、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等专著十余部；另编有《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17th-19th Centuries，Crossing Borders: Sin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等。
简体字版序／ⅰ
自序／ⅲ
第1章 背景篇／1
第2章 译员篇／83
第3章 预告篇／203
第4章 礼品篇／241
第5章 国书篇／323
第6章 敕谕篇／393
第7章 后续篇／463
结语／521
附录／531
引用书目／565
索引／607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在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来华的时候，还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在北京为乾隆工作，当时一直专门负责翻译西方语言的是法国耶稣会教士钱德明神父（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他是一位数学家、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院士，且精通音乐，早在1750年便来到中国，被视为北京传教士的精神领袖。毫无疑问，钱德明对使团是极为支持和友善的，但在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已身患重病，不能前来探访使团成员，只在8月29日写来一封信，表示愿意提供资讯及协助；不过，钱德明实际上的确给予使团不少帮助。根据马戛尔尼所说，钱德明几次为使团提供重要的情报，包括最早传达乾隆已准备好给英国国王敕谕的消息；而当中最重要的是在10月3日给使团传来讯息和提供的建议。那时候，马戛尔尼已在热河觐见过乾隆，并回到北京，但由于所提的要求没有得到清廷的回应，他原想再争取继续留在北京，等候回复，但钱德明向使团分析形势：一方面是清廷一直只以朝贡的理念来处理所有外国使团，过去欧洲国家派遣的所有使团也从不例外，且逗留的时间有限，就是最为礼待的葡萄牙使团也只能停留39天；另一方面，英国人要在短期内改善贸易条件并不可行，只会惹来更大的反感，甚至更严厉的监管。他建议使团不要再继续留在北京，先行回国，宁可由英国国王在广州和澳门派驻一名代表，能够跟两广总督经常接触，在合适的时间提出改善贸易状况，又或在将来有可能获邀到北京参加其他庆典时再提出，也许能够达到较理想的效果。对于钱德明的意见，马夏尔尼十分感激，并完全接受，便在第二天向和珅提出离开北京。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马戛尔尼明确地说钱德明是使团的“朋友”。不过，钱德明在使团离开北京两天后便病逝了。 (查看原文)
嘉黎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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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16 21:36:43
—— 引自章节：第2章 译员篇／83
……不过，清单上紧接在七政仪后面出现的天球仪和地球仪，乾隆便十分熟悉了，因为内务府曾在乾隆朝数次奉旨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其中一次是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蒋友仁绘制完成新坤舆全图后，乾隆下旨根据新图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据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地球仪”；另外又分别在1777年（乾隆三十六年）及1778年（乾隆三十七年）下旨两次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可见乾隆的偏爱和对仪器的熟悉，甚至不只限于玩赏之用，更从中取得天文地理资料及知识。因此，乾隆在看到礼品清单中有天球仪和地球仪后，不但特别注意，更直接提出要与宫内藏品相比较：
「再贡品内天球、地球二种，现在乾清宫、宁寿宫、奉三无私等处俱有，陈设之天球、地球较该国所进作法是否相仿，抑或有高低不同之处。」
对于这样的提问，金简给乾隆提供的答案是“与宁寿宫、乐寿堂现安之天地球无别”，而且，善于揣摩上意的金简也就顺势报告其他贡品的情况，包括原清单中文本第二件只写作“座钟”的七政仪，虽然他不能准确地说出礼品的名称，只把它称为“地理运转架”，但也马上报告说“天朝原亦有之”，且比马戛尔尼的贡品优胜：
「地理运转架一件，圆形连架座高四尺六寸，径二尺五寸，与景福宫现安之仪器相同，而座架上装饰花文，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 (查看原文)
嘉黎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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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17 22:17:00
—— 引自章节：第4章 礼品篇／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