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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宋元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作者以“宋元变革”为视角，从宋元之际士人精英的命运切入，展现了他们金榜题名后不得不面对“千人竞渡”、仕途升迁艰难的局面，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科举及第的士人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做官转为经商、教书、经营田产、出家等，流向开始多元化。书中案例鲜活，史料翔实，作者将宏观勾勒与个案考察结合，展示了宋元变革下社会转型的种种样相，探索了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形成的基础，从大历史视野将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上下连贯，勾勒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作者简介
王瑞来，史学博士，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出版《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等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27部，发表论文300余篇。专注于士大夫政治和宋元变革论两大议题的研究。
精彩书评
本书在结构上，既有大笔如椽的宏观勾勒，又有扎实严谨的制度分析，还有细针密线的个案考察，令宋元变革的历史场景有血有肉而可征可信。在表达上，知性睿智的评骘议论，细致生动的人物摹写，跳脱不羁的行文风格，让宋元变革的历史叙事情理兼具而文采斐然。凡持历史的假设是多元开放之见者，可期开卷有益，启悟匪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虞云国
本书是一部在个案的微观研究基础上，以开阔的视野，建立跨朝代、宏观论述的典范著作。本书深掘学术界向来较少触及的宋元议题，为宋元明转型之说提供坚实而有创见的新观点，是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兼具、引领开展此一研究议题的开创性论述。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兼职研究员 黄宽重
这是一部读来饶有旨趣的好书。它以江南为基本场景，聚焦社会知识精英——士大夫，讲述剖析诸多生动鲜活的个案，揭示二百年间士人根植乡土、观念变化，以及儒学发展等面向，从“大历史”视野将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上下连贯，勾勒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笔调清新，文采飞扬，见解独到而富有启迪。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前会长 李治安
谨此推荐王瑞来的著作。目前，在中国史学界提出“唐宋变革论”“两宋分期论”“宋元明变迁论”“明末清初分期论”等各种论述时代变化的议题。其中不足之处，则是缺少论述从南宋至元演变的成果。本书运用这一时期多种多样的史料，从“文化史”的视角进行了考察。内藤湖南的历史学尽管论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各种变化，其核心还是一直从“中国文化”的演变着眼的。北宋的文化经由南宋至元是如何发展的，本书正是从“唐宋变革论”的提倡者内藤湖南未能完成的议题入手，展开了精彩论述。
——大阪公立大学教授、日本宋代史研究会前会长 平田茂樹
本书的亮点是抓住了宋代入元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宋元变革的把手，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这项研究成果的贡献，让学界对近世中国的审视，不再停留于“唐宋变革论”，而是进一步向下引向宋元至明清的社会转型。这在中国史研究之域，具有引领作用。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龚延明
目录
自 序
绪论：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第一编 科举改官与士人流向
第一章 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
第二章 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
第二编 士人走向民间与根植地方
第一章 “内举不避亲”
第二章 民间士人样相个案观察——杨万里集外佚文考释
第三章 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的故事
第四章 科举家族与地域网络——由周必大《曾南夫提举文集序》切入的考察
第五章 写意黄公望——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
第六章 管道升的世界——诗情画意中凸显的社会性别
第三编 士人观念变化与社会转型
第一章 “读书不求官”——宋元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观念变化溯源
第二章 两个对立的“等贵贱”
第三章 “乡评不可掩”——时代变革中的南宋地方社会
第四章 从同年到同乡
第五章 科举取消的历史——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取向
第四编 宋元变革与儒学演进
第一章 宋元变革视域下的江南儒学
第二章 朱子学何以会成为宋元以后的儒学主流
第三章 蜀道通天下——道学发展史上魏了翁定位申论
并非结语的重申——宋元变革论再阐释
附录：From Early Modern to Modern Times: A Brief Survey of the Song-Yuan Transition
参考文献
后 记
精彩书摘
作为千千万万中普通的南宋士人，罗大经在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后却“排队”待阙了八年才能赴任。而其他无背景的普通士人，有的甚至“大率十年不得一任”。由此可见，在南宋士人金榜题名后，并不意味着就会马上得到官职，前途立刻就变得一片光明，而是艰辛漫长的等待……
——编者按
金榜题名后的蹇涩：进士罗大经漫长艰辛等赴任
我根据江西几种地方志的记载，得知罗大经登进士第在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又根据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余初任为容南法掾”的夫子自道和广西地方志的记载，考证出罗大经的初仕时间为端平元年(1234)前后。
联系罗大经的登第时间，我最初觉得他的初仕时间有些难解。于是我在旧作《罗大经生平事迹考》中写道：“端平元年距罗大经登第的宝庆二年已有八年之久。进士及第，逾八年方授官，于情理上似难说通。因此，尽管《鹤林玉露》中没有反映出罗大经在官容州之前曾任何官，但罗大经做容州法曹掾，当非初仕，而是由他官迁转至此。”
现在看来，我的这个推测是错误的。而造成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不清楚宋代，特别是南宋选人待阙授官的困难性，想当然地认为进士登第便会立即授官。《宋史·选举志》载：“绍定元年，臣僚上言，铨曹之患，员多阙少，注拟甚难。自乾道、嘉定以来，尝命选部职官窠阙各于元出阙年限之上与展半年用阙，历年浸久，入仕者多。即今吏部参注之籍，文臣选人、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下二万七千余员，大率三四人共注一阙，宜其胶滞壅积而不可行。”宋人周煇也写道：“选人改秩，今当员多阙少时，须次动六七年，成六考无玷阙，方幸寸进。戛戛乎难哉！”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则明确记载“侍左选人用六年阙”。所以说，罗大经登第后迟迟得不到注授差遣，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
北宋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讲：“咸平已后，民庶渐繁，时物遂贵。入仕门多，得官者众。至有得替守选一二年，又授官待阙一二年者。”宋祁也在范仲淹稍前上书，指出当时“三冗”的状况。宝元、庆历年间，还仅仅是北宋中期，仕途已见拥挤。不过，范仲淹所说的“得替守选一二年，又授官待阙一二年”，比起前面引述文献所说的南宋情况和罗大经的遭遇，真是不算什么。南宋入官者如果只有两三年的等待，那简直会喜出望外。
北宋的仕途壅塞，直接遗留给了国土被削去三分之一的南宋，使得南宋的选人入官变得异常艰辛。早在南宋初期的绍兴七年(1137)，中书舍人赵思诚就指出：“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待数年之阙，大率十年不得一任。”如此看来，罗大经进士登第后待阙八年，实在是没有太大背景的士人的极为普通的遭遇。当时，赵思诚还预测道：“将见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调者矣。”罗大经生活的时代，又距赵思诚上言的时代过去了将近一百年，有史料表明，赵思诚的预测已经部分地成为了仕途现实。如此严峻的现实，让罗大经不得不另辟蹊径来进入仕途。
——选自王瑞来《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前言/序言
自序：探索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主要面向
20世纪初，日本的内藤湖南从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认为唐宋之间的变化是“中世与近世之间的一大转换”。这一观察，后经其弟子宫崎市定的补充完善，成为影响巨大的唐宋变革论。说影响巨大，是因为其影响溢出了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成为很多人文学科回溯历史背景时进行一般叙述的一个筐，或是作为理论支撑，或是作为门面标榜，统统将唐宋变革论装在里面。那么，这一理论范式，用孟子的话说，是不是可以“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呢?能否像许多论著标示的那样，用以解释中唐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形态呢?
中国的历史学者，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学术规范，那就是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论从史出。详细具体地检视史料，我们会发现，唐宋变革论难以圆满地贯通解释唐代以后的全部历史走向。这一理论范式指导下的考察，甚至走到北宋末年，就举步维艰，抵牾尽现了。因此，解释中国历史是如何走入近代、走向今天的，需要转换视角，在坚实的史料支撑下，运用另外的理论范式。
编辑推荐
【本书卖点】
1.虞云国、黄宽重、李治安、平田茂樹、龚延明等宋史、元史学术名家一致推荐。
2.一部宋元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本书深掘学术界向来较少触及的宋元议题，作者提出的“宋元变革”论，发展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主张向下看历史，探索宋元社会转型，揭示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形成之基础，以及中国历史的走向，为宋元明转型之说提供坚实而有创见的新观点。
3.以登科及第后的士人命运为切入点，从中窥见宋元社会的转型。南宋时期的读书人金榜题名后，就能马上任官吗？士人在面对仕途升迁难的局面时，该何去何从？对宋元时期的读书人而言，宇宙的尽头还是“编制”吗？经商、教书、经营田产、为吏、出家……士人流向多元化，并引领了当时社会的转型。
4.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兼具。本书在个案的微观研究基础上，以开阔的视野，建立跨朝代的宏观论述。聚焦南宋至元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变革，从大历史视野勾勒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走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5.史料翔实，案例剖析精彩、生动，语言流畅、可读性强。通过对杨万里、周必大、黄公望、赵孟頫、管道升等人的命运展开分析，可以窥见他们面对“千人竞渡”“员多阙少”等局面时，为追求仕途升迁而奔波忙碌之窘相。作者的语言细腻流畅，见解独到而富有启迪。
6.装帧设计紧扣主题。图书封面以《十八学士于志宁书赞卷》《南都繁会图卷》为素材，封面中士人形象在主要位置，体现了士人引领社会转型，繁荣了民间的方方面面；而没有全部展露的脸部，则表达了士人流向“变”的不确定，给人一种思考。
【编辑推荐】
王瑞来先生提倡的“宋元变革论”的内涵是怎样的？它与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倡的“唐宋变革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
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官职数量减少，而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涌现了大量的科举及第者，但是金榜题名后的士人却不能马上任官，不得不面对升官难、入官时“千人竞渡”“员多阙少”的局面，大量仕途艰难的士人何去何从？对宋元时期的读书人来说，宇宙的尽头还是“编制”吗？士人们是“学而优则仕”还是“读书不求官”？元朝一度停废科举，那些社会精英的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什么变化？士人精英的多元流向对社会、文化，甚至对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的形成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书一一揭晓谜底的同时，也让您从全新的视角理解宋元社会，以及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之走向。
“超然于物表”：黄公望绝意荣势
在科举停废的元代，士人的入仕路径，只剩下为吏一途。相对于南宋以来的科举路艰，元代士人可能会觉得直接为吏更为便捷。黄公望也未能免俗，顺应潮流，“舍方册而从刀笔”加入了胥吏的大军。47岁的黄公望因受累而被捕入狱，对他的打击很大，让他对官场彻底心灰意冷。留给他的只有归隐林泉，后来皈依全真教。黄公望出狱回到江南故乡，从此，黄公望真正寄情山水，开始了作画生涯。或许该感谢黄公望的仕途艰难，让官场少了个官僚，画坛多了位巨匠。
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也曾经仕途艰难？
杨万里历仕高孝光宁四朝，孝宗称赞他有“仁者之勇”，光宗亲自为他题写“诚斋”匾额，死后赠官为从二品的光禄大夫。然而杨万里的仕途却充满了艰辛。22岁乡举失败，24岁再试，方得取解，但在25岁应试礼部时又名落孙山。不屈不挠，27岁再获乡解，遂于28岁终得登第。登第后，杨万里成*低一级的选人左迪功郎，授以赣州司户参军。不过杨万里还不能立即赴任，待阙两年后才能赴任。32岁的杨万里在赣州司户参军任满，被授以零陵县丞。仕途不顺的杨万里发出感慨：“我岂登名晚，今仍作吏卑。”在零陵县丞任上，杨万里幸运地结识了名臣张浚和他的儿子理学家张栻，从而得以师事张浚，从此，杨万里得以脱出选海。尽管在张浚推荐下脱出选海，但生活上杨万里还一时未能摆脱贫困。他在39岁丁父忧居家时，写下《悯旱》一诗，诗中描述了生活的贫困：“书生所向便四壁，卖浆逢寒步逢棘。还家浪作饱饭谋，买田三岁两无秋。一门手指百二十，万斛量不尽穷愁。小儿察我惨不乐，旋沽村酒聊相酌。更哦子美醉时歌，焉知饿死填沟壑。”
“煞费苦心”提携子嗣亲属的杨万里
杨万里仕途不顺的经历，让他在官场具有一定的地位之后，便竭力提携帮助子嗣亲属尽早脱离选海。《诚斋集》中，杨万里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求破白、合尖等荐举状的书信，或是请求关照的书信，以及求得荐举状后的感谢信函，就达100多通。对于并不太熟的人，杨万里要先去信套近乎，往往等到与对方有过两三次通信往复之后，方提出自己的请求。可见杨万里也是煞费心思。为帮助自己儿子求得荐举信，杨万里的信可谓恳切之至，不仅呼唤往事记忆，还援引苏东坡的话，说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不容对方推脱。“吾儿即公儿”是杨万里在为儿子请托时使用最频繁的一句话。性格倔强的杨万里为了儿子的前程，还不得不硬着头皮求周必大写第一份推荐信来“破白”。在两个儿子分别因此而改官和中铨之后，还写信用了“感焉至骨”这样夸张的表达。晚年的杨万里，身体并不好，右臂麻痹，不能写字，就口述让儿子或女婿代笔写荐举信。以晚年带病之身，写下几百封请托书信，也着实难为了杨万里。可以说，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托，几乎成了杨万里晚年家居的主要事情之一。
一代文豪苏东坡的“读书不求官”有何影响？
“学而优则仕”，读书求官，不只在宋代是主流，甚至也是传统社会的主流，而东坡先生有首写给他的两个侄子的五言诗，诗的开头四句却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诗的意思很直白，也就是说，经营家业谋生计不追求巨富，读书不谋求做官，就像饮酒处于不醉的状态，最为适意。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趋势，既模糊了士人与士大夫的界限，也淡化了仕与不仕的意识。与政治的疏离，让苏轼的“读书不求官”获得了更多的共鸣，改变了许多读书人的世界观。比如南宋的士人余芑舒，临终之时不是对子孙交代后事，而是吟诵“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又如，元代文学家程钜夫也吟咏：“读书不求官，为乐得其真。”在商品经济繁荣、地域社会兴盛的背景之下，“学而优则仕”已不再是宋元士人唯一的人生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