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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可藏》
内容简介
首度披露“棱镜”监控计划爆料过程和详细内幕；
独家公开大量美国国安局外泄绝密邮件、图片信息；
是深刻探究美国实施大规模网络监控的真实意图；
全球三十国同步发售。
2013年5月，格伦•格林沃尔德前往香港与一位匿名知情人会面，他自称掌握了美国政府正在实施无孔不入的监控的惊人证据，并执意通过高度加密的通信渠道进行交流。这位知情人，就是29岁国安局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事实证明，对美国国安局的这一大规模系统性监控行为的爆料，是近 年来最具爆炸性的重磅新闻，引发了对国家安全和信息隐私权的激烈讨论。很显然，斯诺登泄密事件引发的余震远未停歇。
如今，格林沃尔德首次将斯诺登、国安局和大规模监控的前前后后整理并写入了《无处可藏》一书。本书不但回顾了他高强度的香港十日行，同时还分析了他在《卫报》就监控事件所做的报道引发的广泛影响，并披露了国安局史无前例地利用“反恐”名义滥用职权的行径。这些情报的来源，就是斯诺登本人托付给他保管的大批从未面世的绝密文件。
除却国安局监控的大量细节之外，格林沃尔德在文中还批判了美国的体制内媒体，指责他们习惯性地回避对政府的不利报道，未能履行服务公众的媒体职责。格林沃尔德在书中质疑，当一个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的私人生活时，个人和国家的政治健康还能从何谈起。同时，他对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必要安全措施和监管形式，来保护数字化时代的公民合法权利作了深入思考。在美国历史上具有如此标志性意义的时刻，《无处可藏》一书横空出世，作者用毫无畏惧、犀利深刻的笔触，让我们认识到国安局的大规模监控行为对美国自身乃至全世界的真正意义。
作者简介
【美】格伦•格林沃尔德 (Glenn Greenwald)
曾是宪法律师，《沙龙》杂志记者，自2012年8月至2013年10月担任《卫报》的专栏作家。他的评论性和调查性报道曾屡获殊荣，其中包括在线新闻协会(Online News Association)授予的2013年最佳调查新闻奖，埃索杰出报道奖(Esso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Reporting，这相当于是巴西的普利策奖)，以及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颁发的2013年先锋奖。他还因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获得2013年乔治•波尔卡新闻奖(George Polk Award)，并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名顶尖思想家。格林沃尔德的作品现身于诸多报刊和政治新闻杂志，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国保守派》杂志…
目录
前言
第1章 取得联系
我知道自己会因为此举遭受惩罚，我也知道把这些信息公之于众意味着我会有怎样的下场。但即使只有瞬间，只要统治我深爱的这个世界的那个联盟能被揭露，那么我就会感到满足。——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
第2章 香港十日
“大家都以为只有这一篇报道，以为这是单独的一次爆料，”斯诺登说道，“谁也不知道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后面还有更多的内容。”他转身看着我问道，“下一篇要写什么？什么时间发表？”
“‘棱镜’计划，”我答道，“明天。”
第3章 收集一切
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颠覆了这种危险的现状，他向外界透露了美国的监视系统及其运作方式。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各地的人能够真正了解美国监视系统的能力。这条新闻引发了在电子时代，全球针对网络自由和网络隐私的重要性讨论，引发了民众对一个重要问题的思索：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无限制的监控意味着什么呢？
第4章 监控之害
今日政府实施大规模秘密监控系统所带来的危险，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令人战栗不已。政府通过监控可以掌握越来越多公民的所作所为，而由于保密性壁垒的屏蔽，公民对政府在做些什么却了解得越来越少。
第5章 第四等级
律师和国会议员都认为，我因我的报道而置身险境这件事本身，是对新闻自由的极大侵蚀与破坏。现在居然连记者都加入到要将我的报道视作重罪的队伍中来，可见政府宣传力度之大，成果可见一斑，居然可以让训练有素的专业记者为其效力，将记者进行调查的工作视作犯罪。
后记
致谢
试读
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 施密特（Eric Schmidt）在2009年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采访时，被问及他对人们对其公司保留用户数据存在顾虑有何想法，他令人不齿地答道：“如果你的所作所为不想为人所知，也许你一开始就不该将它付诸实际。”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也表现出同样的不可一世，“人们将更多不同种类信息与他人共享，不仅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而且更公开，涉及面更广。”他表示，在数字时代，个人隐私不再是“社会规范”，这种说法完全是在为科技公司买卖个人信息大开方便之门。
我们宪法的制定者为确保对幸福的追求制定了有利的条件。他们认识到，人的精神本质意义在于其情感和智慧，而物质世界中只存在着生活里的一部分痛苦、快乐和满足。他们试图从信仰、思想、情感和感受等方面保护美国人。他们被赋予隐私权，以此来与政府相抗衡。
这位拉比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你永远无法逃出最高权威的监控，那么你就会别无选择，只能按照权威的命令行事。你无法想象还可以超越这一原则另行开辟自己的道路：如果总有人关注着你，并且对你评头品足，那么你绝对不是一个自由的个体。
所有压制性权威，无论是政治、宗教、社会还是家长，都仰仗这一重要真理，以此作为主要工具来执行正统观念、强迫服从并打压异议。要让大家相信这一点，无论做什么都逃不出权威的掌握，这才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剥夺隐私将有效打击任何离经叛道的做法，这远比警察机关更行之有效。
人人都小心谨慎，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些并未列入黑名单的作家（我不知道人们怎么称呼他们），也会做出些“前卫的事情”，不过这些都与政治无关。他们都远离政治……我认为当时的普遍思想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应该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这种氛围下对创造力毫无益处，也不会让思想自由奔涌。你总是能感到处处受到束缚中，觉得“这样不行，因为我知道这行不通，或是这与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诸如此类。
报告题为《令人心惊的效果：国安局监控导致美国作家自我审查》。该机构对国安局泄密事件对其成员的影响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很多作家现在都“认为他们的交流受到了监控，”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此举导致“他们的表达自由受到了剥夺，并限制了信息的自由交流”。特别是“有24%的受调查者刻意在电话或电子邮件中回避了某些话题
研究对象在开始时认为监控令人生厌，但是他们很快“对之习以为常”。当这种深度入侵行为成为常态后，便转化为寻常的生活状态，也就不再受人注意了。
2013年8月，当奥巴马总统现身《今夜秀》栏目时，被脱口秀明星杰·雷诺（Jay Leon）问及对国安局泄密有何看法，他答道：“我们并没有在美国国内进行监听项目。我们所做的是具备这样一种机制，可以跟踪与恐怖袭击相关的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
对多数人来说，这种争辩非常有效。人们以为这种入侵性监听仅限于那些边缘性“行为不轨”的人群，导致大众对于这种权力的滥用表示默许，甚至为之喝彩。
联邦调查局成功地说服了《纽约时报》，使其扣押了这些文件甚至予以交还，不过《华盛顿邮报》还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曝光。这一泄密促成了参议院丘奇委员会的成立，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整整15年间，联邦调查局针对防止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结社的权利而采取了周密而谨慎的措施，其背后的理论就是要防止滋生出其他危险组织、危险想法的传播，从而保卫国家安全并防止暴力。
他们所使用的许多技术在民主社会中都无法容忍，即便所有这些措施针对的都是暴力活动也是如此，但是COINTELPRO的所作所为还远不止于此。这一计划未予以明说的大前提是，执法机构有责任对现行社会和政治秩序构成的威胁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进行打击。
COINTELPRO的一份关键性备忘录中解释道，这就会在反战斗士中播撒下“偏执妄想狂”的种子，使其认为“在每个邮箱背后都藏着联邦调查局的密探”。这样，持不同政见者则会自以为处于监视之中，出于恐惧心理，他们便会在采取激进行为前有所收敛。
美国穆斯林将这种监控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描述：在清真寺出现的每个新面孔都有嫌疑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朋友家人都因担心受到监控而三缄其口，这更是出于意识到所表达的观点若被视为对美国不利，则可作为进行调查或指控的借口。
有一页幻灯片介绍了运用“让目标名誉扫地”的战术。这包括“设下美人计”、“更换他们在社交网站上的照片”、“撰写博客文章声称是他们的受害者”以及“向他们的同事、邻居和朋友发送邮件或短信等”。
所有证据都在强调针对公民的一条隐性规定：你若不构成威胁，那么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你支持也好、容忍也罢，只要不多管闲事，你就不会有事。换言之，你若想不被视为图谋不轨，那就要多加小心，不要激怒手中掌握着监控大权的权威机构。这一规定是在鼓励被动服从和俯首帖耳。确保能“保全自己”的万全之策就是闭口不言、唯命是从、奴颜婢膝。
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交换还很具吸引力，足以让大多数人觉得监控手段并无害处，甚至还有益于民。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太过无趣，根本不会引起政府的注意。我曾听到过人们有这样的说法：“我不相信国安局能对我这种人感兴趣”，“如果有人想了解我的无趣生活，那么悉听尊便”，或是“国安局不会对你祖母谈论自己的菜谱或是老爸计划打一场高尔夫球赛这类事情感兴趣的”。
可是衡量社会自由的真正尺度在于它如何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和边缘组织，而不是在于它如何处置忠顺良民。即便是在世界上最残暴统治的国家中，其忠实的支持者也不会受到国家权力滥用的侵扰。在
这位言辞激烈批判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参议员就是乔·拜登（Joe Biden），可后来当他成为美国的副总统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民主党政府的一员，而他们的做法正是拜登自己曾一度批判的。
当人们认为政府的过分行为碰巧是在值得信任的仁慈之人手中掌控时，就会消除内心的恐惧。他们认为只有当自己觉得会受到威胁时，监控措施才具有危险性或值得顾忌。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国安局电话监听项目的官方辩护也许会不攻自破”，文中称一位联邦法官表示，电话元数据收集计划“几乎可以肯定”违背宪法，同时还认为司法部无法“找出一宗事例可以说明，通过分析国安局所搜集的大量数据，有效阻止了即将发起的恐怖攻击。”
制造恐慌是权威机构相当喜爱的一种策略，就是因为恐慌可以有效战胜理性，使得权力的扩张和削减权力变得合理化。自从打击恐怖伊始，美国人就被不断告知，若要想避免灾难的发生，他们就必须放弃政治权利。例如，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帕特·罗伯茨（Pat Roberts）就曾宣称：“我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第四修正案和公民自由的坚实
不过如果性命休矣，公民自由则无从谈起。”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正在参加得克萨斯的再次竞选，在视频中的他是个头戴牛仔帽的硬汉形象，却为放弃权利而怯懦地高唱赞歌，他也这样让步道：“当你不在人世，任何人身自由都不再与你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