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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
内容简介
生育率的降低、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让养老成为当下中国老年人和中年人必须应对的一大难题，一场“银发海啸”呼啸而来。
这是一部针对中国养老机构的民族志调查报告。作者将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与照护理论相结合，从时间维度描述中国经历的养老形势变化，从空间维度展示不同形式的养老机构，分析当下养老困境，剖析老年人、家属及照护人员面对的衰老、死亡和照护难题。
基于在云南昆明历时13个月的实地调查和采访，作者从老年人视角呈现了衰老和照护的日常。以对老年人过往和当下经历的记述，揭示视自身为“累赘”的住进养老院老人的身体和心理感受；以在养老机构所见的人际交往，展现复杂的关系网络，探讨影响照护的多重关系视角。
作者简介
葛玫（Rose K. Keimig），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目前为用户体验（UX）研究员。致力于对人类在生命历程中经受的变化进行研究，醉心于生命、自然、技术和意义边界处的奇异事物。曾于2008年在北京做长达一年的体育项目研究，2013—2015年在云南昆明做养老民族志研究。
精彩书评
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关于中国养老机构的民族志研究，细致描述了当今中国的老年生活以及照护问题。作者叙事水平一流，将中国的传统养老观念、当代养老理念与更广泛的照护理论完美结合在一起，是十分出色的著作。
——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教授、《照护》作者 凯博文
这本开创性的民族志著作带读者走进中国的养老院，聚焦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内容丰富，文笔优美，富有理论启发性，是关注亚洲、医学人类学、老龄化和照护问题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 马西娅·英霍恩
目录
前 言
第1章 子女之孝，父母之仁
第2章 身在历史，身载历史
第3章 空间与场所，节奏与规矩
第4章 无偿照护
第5章 有偿照护
第6章 慢性生存，拖延死亡
结 语
致 谢
注 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精彩书摘
方法论
本书数据采集于2013年至2015年为期13个月的昆明实地考察。有着670万人口的昆明，是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省会。云南与越南、老挝和缅甸接壤，以风景秀丽著称，气候温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茶叶、烟草和橡胶（Harrell, 2001）。
云南还是中国民族最多样化的省份之一，55个少数民族中的25个的聚居地。尽管远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气候和风景使它成为旅游和养老的首选之地。
本研究项目始于2011年，我初次来到昆明，联系当地的养老研究员和服务机构，取得在安宁疗护病房和养老机构进行研究的书面许可。本研究获得耶鲁大学学术审查委员会批准，和当地一所医院院长的督导。我曾在美国做过发育障碍成人的有偿看护，对于养老机构的生活节奏有所准备。我总共与不同社会和经济背景的老人、家属和照护员，以普通话进行了72场录音采访和调查。经过10年正式语言训练和之前长达1年在北京的体育项目研究，我能轻松地用标准普通话与人交流。虽然我花了几个月才学会当地的方言，但大多数受访者会说普通话。早期有3场采访的工作人员只会说昆明话，由一位当地的研究助理随同做了翻译。不过，其余采访都是由我一对一进行的。
研究助理除了协助进行早期的采访，还帮忙把采访转录成汉字，以及翻译书面材料，再由我和一名当地医生审阅、修改。转录稿比较便于回顾采访，但人物语录还是采自录音，转录稿用来参考和修正。受访人员和机构都采用了化名。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5月，我主要在医院的老年科和安宁疗护科收集数据。我住在一家繁忙的市级医院里，基本每天都在安宁疗护科度过。由于该科的病人大多病重到无法接受采访，数据主要来自观察和对照护人员的采访。我在这家医院采访了20名工作人员。其中，18名为女性，19名为云南人，平均年龄为36.7岁。此外，通过跟随医生和护士巡房、旁听员工会议，以及参加上海和北京的安宁疗护大会，我还做了一些观察记录。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从2014年5月至11月，我继续定期走访安宁疗护科，但数据采集的重心从医院转移到养老院。本来在实地考察之前，我已经拿到在一家所谓模范养老院进行调查的书面许可，但在调查初期就受到了阻碍。不过，通过医院熟人的介绍，我得以转向几家据他们说比原定考察地点更真实的养老机构。
我主要的考察点——玉山老年公寓是一家私营机构，大约有300个床位，平时总是满员。与昆明其他养老机构相比，它在费用、规模和服务质量上属于中等水平。玉山老年公寓的月收费为2100元左右——与当时该市人均月养老金水平相当。老人的照护需求从完全自理到二十四小时看护不等。玉山老年公寓比我访问的其他养老院更老旧、破败，由于低收费而吸引了更多高需求的住户。白天，公寓里只有一名医生值班，而且没有任何心理健康服务。照护人员一般为来自附近农村的中年女性民工，她们住在公寓里，负责大部分照护工作。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我记录了玉山老年公寓的60次访问情况，平均每周3次。此外，我还参观了昆明其他的养老机构，有高端的和低端的、公共的和私人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总共对8家不同机构进行了75次以上访问。我会在周末和工作日过去，探视时间一般为早上8点到晚上8点，我在午休时间之前离开，或午休时间之后再过来。我被获准自由进出和与居民单独交流。与第一阶段研究一样，这一阶段仍以对象观察和开放式访谈为主。我对15名老年男性和18名老年女性进行了一对一的正式采访。采访经获准进行了录音。这些老年受访者平均年龄为74岁，所有人至少有1个孩子。我先口头提问一组问题，来判断他们的认知能力，并为不识字者朗读了知情同意书。
这些录音式采访是本书中直接引用的材料源，约250小时的养老院对象观察是本研究的数据基础。许多中国老人对签署文件很警惕，有几位我最亲近的受访者不愿或不能做正式采访。不过，通过对他们的观察，仍能帮助我理解日常养老经历。我平均每天与10～15名老人或工作人员交谈。我们有时会一起吃零食、打麻将、闲聊或唱歌，但大多数时候就是静静地坐着，看影子变长变短。交谈的时候，我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做笔记，每天结束时把它们打成调查笔记，存入密保电脑，再用Dedoose软件进行转录和编码。
此外，我于2015年9月回到昆明，完成最后阶段的研究。在那次短暂的访问中，我记录了几位关键对象——本书中频繁出现的张威、马美花和万龙等的第二批采访。我请他们详细谈了谈在数据分析中得到的几个主题，再将谈话与之前的发现做比较。
前言/序言
马美花是玉山老年公 寓的非正式代言人。由于 她离前门很近，而且头脑 清楚，当工作人员需要为 访客、记者或人类学家提 供该院的第一手生活资料 时，她便成为首选。78岁 的她，在玉山老年公寓住 了快三年了。退休前，她 和丈夫在一家手表厂上班 ，她盛赞丈夫的手艺。她 也为自己的能干而自豪， 无论作为工人还是母亲— —育有三个成功的儿子， 其中一个为奥运会运动员 教练。她六年前中风，三 年后丈夫去世，而后便辞 退家里的护工，搬到了玉 山老年公寓。 马阿姨今天特别伤心 。事实上，她每天都很伤 心。“都怪中风。”她说。 中风前，她那么能干。什 么都会做。现在她什么都 做不了了。她用右手拎起 不灵光的左腕，让它掉在 膝盖上。她哭了起来。如 果没有中风，她还能做那 么多的事。我问她这么伤 心，有没有和儿子们说过 ，她说没有。她不想让他 们难过。他们本来今天要 来看她，但天气太热，她 就叫他们不要来了。“中 国人对他们的孩子真好， 对吧？”她问道。 2014年5月的昆明，一 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马阿 姨说了这番话。我们并肩 坐在养老院临时停车场旁 的一小片阴凉处，那些话 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感伤。 2013年9月17日，在我准 备去中国进行养老护理研 究时，我的母亲，一名原 本健康的55岁执业护士， 发生出血性脑中风。我丢 下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 护理学民族志和研究材料 ，乘坐第一班飞机回到明 尼苏达州的家中。此后两 周，在重症监护室里，我 在多次从书上看到过的布 满两难抉择和不定后果的 灰色地带摸索着 （Kaufman, 2005）。 人类学家极力想埋身 于他人世界中，抛开先决 条件，仅靠发现和调查法 来探索未知，然后以“把 陌生的熟悉化，把熟悉的 陌生化”的手法描述该体 验。的确，正是有莎伦· 考夫曼（Sharon Kaufman）等临终关怀民 族志研究者（参见： Biehl, 2005; L. Cohen, 1998; Lock, 2002; McLean, 2007）对医疗 机构中无形的时间、拼命 寻找的意义（“我感觉她 的脚趾动了！”）和照护 交流的精彩记述，才让我 对医院生活出奇地熟悉。 然而，这些记述是从对象 观察员的一方做出的，时 间也仅限于学术研究日程 。最后，就连勃洛尼斯拉 夫·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的船也返程了。而在观察 的时间和空间之外，养老 院的生活还在继续。 我的母亲冲破难关， 慢慢恢复了意识——当然 ，一种新的意识，但比社 工叫我家人准备好接受的 “眨眼植物人”的结果要好 多了。母亲转到神经康复 科后，父亲和我开始商量 照护计划。他还在全职工 作，我的两个姐妹也是， 所以我本想持续推迟实地 考察工作。父亲反对我这 样做，要我去中国，说他 们会解决的。没有其他商 量的余地，于是我把父母 留在住院康复科，而后飞 往中国，花一年时间去采 访被儿女留在养老院的其 他父母。 以这段故事开头，我 首先要承认，本项目在很 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个人尽 孝（或父母尽仁，看你怎 么看了）的行为。和马阿 姨一样，我调查的许多养 老院老人都曾经中风。即 便在今天，母亲忍着中风 后生活的艰难苦楚，面对 我还是微笑的样子。所以 当马阿姨靠在我肩头以代 替她儿子的肩头哭泣时， 这种交流不仅仅是研究数 据。如今，随着时光积淀 ，眼界渐长，我意识到曾 经的不安影响了我问出（ 或未问出）的问题，或许 让我在处理亲子关系时过 于同情或宽容了。 项目背景 尽管我和调查对象们 有些相似的经历，但项目 本身还是关于中国城市中 经历养老形势快速变迁的 老年人和照护者的。有一 位老人，87岁的退休教师 周爷爷，在打麻将时谈到 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养老变化）原因很简单： 生活好了，条件好了，医 疗技术进步了。你看，20 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平 均寿命只有30多岁。在（ 20世纪）50年代，平均 寿命也就40多岁。在过去 30年里，生活好了，条件 好了，人均寿命达到了70 多岁。我都不知道现在有 多高了。中国古时候有句 话叫‘人生七十古来稀’。 70岁的人很少——相当少 。但现在，70岁的人还被 当作‘小老弟’。” 正如周爷爷所言，养 老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之 一，是老龄化人口剧增。 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 2018年，中国65岁以上 人口占11%，平均寿命为 76.7岁，比10年前（老年 人口为3.9%）增长了2.9 岁（World Bank Group, 2019b）。这么显著，却 还只是大规模人口转型的 初期阶段。中国社会科学 院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 告称，到2040年，中国 老龄化人口（即65岁以上 ）将达到总人口的23.8% ，而平均寿命预期将达到 80.3岁。就老龄化浪潮本 身而言，并非中国所独有 。2018年，日本人均寿 命预期为84岁，65岁以 上人口占27.6%，这使日 本必须大力投资于长期养 老服务（Ikegami, 2019; World Bank Group, 2019c）。然而，中国的 经济和社会政策令它走上 了“未富先老”的道路，这 为谁应该、谁能够承担养 老的问题带来了紧迫性和 不确定性。 …… 由于当代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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