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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选》
内容简介
宋代是散文创作兴盛的时期,当时涌现了一大批重要的文学家,例如“唐宋八大家”中就有六位是北宋散文名家。其*具代表性的作家北宋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南宋如陆游、朱熹等,他们的散文或以文学见长,或以明理见胜,都是别具一格,自成一家。近年出版的《全宋文》收作者九千余人,文章十七万余篇,本选是对宋代散文的精选之作,共选七十四家,一百六十九篇文章,藉此可以鸟瞰整个宋代的文学成就。
精彩书摘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后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天圣二年(1024)与兄郊(后更名庠)同登进士第,历任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庆历元年(1041)出知寿州,二年徙陈州,三年,还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四年,兼侍读学士,五年,改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与欧阳修同修《唐书》。皇祐三年(1051)出知毫州,四年,迁礼部侍郎,徙定州。嘉祐元年(1056),知益州,五年,入判尚书都省,拜翰林学士承旨。《唐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嘉祐六年(1061)卒,年六十四,谥景文。宋祁博学能文,自布衣时即名动天下,著述宏富,然多散佚,四库馆臣辑有《宋景文集》六十二卷,孙星华又辑《宋景文集拾遗》二十二卷。《宋史》卷二百八十四有传。
庆历兵录序〔1〕
世之言兵者,本之轩辕时〔2〕。书缺有间矣,夏、商以来〔3〕,乃能言之。缘井田〔4〕,作乘车〔5〕,即乡为军,因田为搜〔6〕,周法则然。外制郡国,内强京师,兵非虎符不得发〔7〕,汉法则然。开府籍军,混兵于农,使士皆土著,有格死无叛上,唐法则然〔8〕。然晩周力分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国相轧而亡〔9〕。汉衰,权假强臣,其弊势侔则疑〔10〕,力寡则随〔11〕,故僭邦鼎峙而立〔12〕。唐季,乱生置帅〔13〕,其弊乐姑息〔14〕,厌法度,故群不逞〔15〕,糜溃而争。由是观之,始未尝不善而后稍陵迟也〔16〕。宋兴,刬五姓余乱〔17〕,一天下之权。僭藩纳地〔18〕,梗帅婴法〔19〕,经武制众,罔不精明。凡军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马、步三司隶焉〔20〕。卒之锐而剽者充之〔21〕,或挽强〔22〕,或蹋张〔23〕,或戈船突骑〔24〕,或投石击刺,故处则卫镇〔25〕,出则更戍〔26〕。二曰厢兵,诸州隶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27〕,惟边蛮夷者,时时与禁兵参屯,故专于服劳〔28〕,间亦更戍。三曰役兵,群有司隶焉〔29〕。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挽,若管库,若工技〔30〕,业一事专,故处而无更,凡军有额〔31〕,居有营〔32〕,有常廪〔33〕,有横赐〔34〕。四曰民兵,农之健而材者籍之。视乡县大小而为之数,有部曲〔35〕,无营壁,阙者辄补,岁一阅焉,非军兴不得擅行。此国家制军大抵如此。然兵无常帅,师无常镇〔36〕,权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维万方〔37〕,憺四夷〔38〕,鼓行无前,而对天下者也〔39〕。庆历五年,今参预贰卿济阳丁公以壮猷宿望〔40〕,进使枢省〔41〕。惟是本兵柄,按军志,无不在焉。而丛纷几阁〔42〕,非甚有纪。公乃搜次首末,钩考纤微〔43〕。掇其攻守战者为《禁兵》、《民兵》、《兵录》五篇。合群曹所分〔44〕,擿诸条所隐〔45〕,汇而联之,部分班如也〔46〕;离而判之,区处戢如也〔47〕。弥众而易见,愈详而不繁。虽伍符猥并,边锁曲折,岁列废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帷而判。盖简稽之决要〔48〕,搜乘之总凡〔49〕。录成,乃上于官,且俾序作者之意〔50〕。谨按《军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创后因,圣继神承,既有第矣;近卫别录,示有尊也;余军不载,略所缓也。文约事明,成一王法〔51〕。惟公达练多闻,以忠力自结于上,处机宥不周岁〔52〕,擢贰铉台〔53〕,曝诚明〔54〕,翊权纲〔55〕,有德有言,天子之宝臣欤。
《湖北先正遗书》本《宋景文集》卷四十五
〔1〕庆历五年(1045)枢密副使丁度整理相关文件,成《庆历兵录》,详细记载了宋代的兵制,这是宋祁在庆历六年应丁度之邀而写的序文,时丁度为参知政事,宋祁任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本文先历叙历代兵制,指出其特点与不足,后又详论宋初兵制防微杜渐之法,文中列举了宋初军队设置的四种方式,即禁兵、厢兵、役兵和民兵,指出其各自的特点和作用,肯定这一“兵无常帅、帅无常镇、权不外假、力不他分”军队系统有利于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本文还称赞丁度作《庆历兵录》的功劳,赞其“有德有言”,不愧为国家重臣。宋祁是著名史学家,是《新唐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本文既有历史眼光,也体现了《新唐书》事增文省、简洁有序的行文风格。
〔2〕轩辕:即黄帝。《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五十三家,其中有《黄帝十六篇》。至宋时或已亡佚,故下文说:“书缺有间。”
〔3〕夏:朝代名,即夏后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相传为禹子启所创立。商:朝代名。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所建,都亳(今河南商丘)。中经几次迁都,盘庚时迁殷(今河南安阳县小屯),因亦称殷。传至纣,为周武王所灭。
〔4〕井田:古代的一种土地制度。以方九百亩为一里,划为九区,形如“井”字,故名。其中为公田,外八区为私田,八家均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治私事。
〔5〕乘车:一种战斗组织。战车一乘(一车四马),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6〕因田为搜:搜,检阅,春猎为搜。借围猎的机会检阅军队。
〔7〕虎符:古代帝王授予臣下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为虎形。背有铭文,剖为两半,右半留中央,左半给予地方官吏或统兵的将帅。调发军队时,朝廷使臣须持符验对,符合,始能发兵。
〔8〕“开府籍军”五句:唐代前期施行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参见《息戍》注〔28〕。
〔9〕相轧:相互倾轧、攻击。
〔10〕侔:相等。疑:通“擬”,即“拟”的繁体字,是比拟、类比的意思。势侔则疑,意谓权臣如果势力强大到可以和天子抗衡,那么就会有类拟天子之心,即不臣之心。《吕氏春秋·慎势》:“故先王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疑生争,争生乱。”陶鸿庆注云:“‘疑’皆读为‘擬’,谓相比擬也。”
〔11〕随:隨的简化字,“隨”通“惰”。结合前句,这里意谓,权臣力量大则比拟天子,力量不够大,则惰怠不尽心。
〔12〕僭:超越本分。
〔13〕帅:各地节度使。唐末节度使不受中央节制,唐王朝有名无实,最终灭亡。
〔14〕姑息:无原则的宽容。李肇《唐国史补》卷中:“德宗自复京阙,常恐生事,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
〔15〕不逞:泛指为非作歹。
〔16〕稍:副词,有很、甚之义。陵迟:败坏、衰败。
〔17〕五姓:指五代。
〔18〕僭藩:各地割据势力。
〔19〕梗帅:各地豪横的节度使。婴法:受制于法。
〔20〕三司:北宋禁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即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司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皇帝。
〔21〕锐:精锐的士兵。剽:强悍。
〔22〕挽强:挽强弓。
〔23〕蹋张:用脚踩踏弩的机括而发箭。
〔24〕戈船:古代战船的一种。突骑:用于冲锋陷阵的精锐骑兵。
〔25〕卫镇:卫戍、镇守。
〔26〕更:轮番、更迭。
〔27〕恃:依靠。
〔28〕服劳:服事效劳,主要负责地方治安。
〔29〕有司:各政府部门。
〔30〕“若牧置”四句:役兵主要从事各种杂役。诸如放牧、漕运、管理仓库、各种制作工作等。
〔31〕额:规定的数目。
〔32〕营:营房。
〔33〕常廪:俸禄。
〔34〕横赐:额外的赐予。
〔35〕部曲:部队的编制单位。这里指民兵也有一定的组织单位。
〔36〕“然兵无”二句:北宋规定禁军必须在各地轮番调动、驻扎,不专守一处。这样各地将领就不能保持对军队的长期控制,从而避免形成私人武装集团。这是宋代保证中央朝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而采取的举措。
〔37〕万方:指天下各地。
〔38〕憺(dān丹):安定。四夷:泛指外族。
〔39〕鼓行:击鼓行军。
〔40〕丁公:丁度,字公雅,恩州清河人。参预:即参知政事。丁度庆历五年(1045)四月除枢密副使,六年七月迁参知政事。本文写于庆历六年,故云“今参预”。贰卿:指侍郎。古代尚书称卿,侍郎副之,故称贰卿。丁度任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时的寄禄官都是工部侍郎,故云。
〔41〕枢省:枢密院,专掌兵事。
〔42〕丛纷:杂乱。几阁:桌子和橱柜。
〔43〕搜次:搜集整理。钩考:探求考核。
〔44〕群曹:分科办事的官署或部门。
〔45〕擿(tī踢):揭示。
〔46〕部分:分别,条分类举。班:明显、明白。
〔47〕戢(jí集):收敛、收藏。
〔48〕简稽:查核、考察。决要:关键。
〔49〕搜乘:检阅兵车,指查检军队的情况。总凡:概括。
〔50〕俾(bǐ比):使。
〔51〕成一王法:谓一代之法。《汉书·儒林传序》:“(孔子)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
〔52〕机宥(yǒu有):指枢密院。枢密院掌兵事机要,又称“宥府”。
〔53〕铉(xuàn 绚)台:铉,举鼎的器具。四古代以台鼎喻三公之位,后用“铉”来代替“鼎”。来指宰相职位。
〔54〕曝:表白、显示。
〔55〕翊(yì艺):辅助。
前言/序言
前言
宋代是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陈寅恪先生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的著名论断。在这个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各个文化部类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宋文的创作,继往开来,成就了我国古文创作的全盛局面,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文创作,近师唐代韩、柳的古文传统,远承中国古代文章写作的优秀遗产,成就卓异。陆游论有宋文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尤延之尚书哀辞》),殆不为过。这首先突出的表现在作者和作品的数量上。清代编撰的《全唐文》共收作家三千余人,文章二万余篇,加上后人陆续增补的一万多篇,仍不超四万篇之数。而近年出版的《全宋文》收作者九千余人,文章十七万余篇,分别是前者的三倍和五倍以上。即以代表作家而论,韩愈、柳宗元作为唐代文章大家,现存文章数量分別只有三百和五百余篇,而宋人苏轼即有四千余篇文章存世,欧阳修也有两千余篇。简单的数字对比或许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但庞大的数量,无疑是宋文创作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其次,宋文的成就还突出的表现在创作质量上。高步瀛谓“明清之世,言唐宋文者,必归宿于八家”(《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卷首”)。八家之中,宋居其六,可见宋文对后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自然是建立在宋文创作较高质量的基础上。最后,从相关理论总结方面也可以看出宋文创作取得的成就。丰富和高质量的创作实践,必然会带来相关批评实践的发展,进而在理论思考方面表现出来。宋文创作的成就激发了人们探讨文章创作规律的热情,带动了相关理论著作的兴盛。王水照先生指出:“古文研究与批评之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即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历代文话·序言》)由王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话》收有宋代论文专著二十部。此外尚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专著,如见于《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文格》、《修文要诀》等,没能保存下来。由一斑而窥全豹,我们已可以想见当时此类著作的兴盛。所以,从宋文的数量、质量和理论著作几个方面来看,宋濂评价“自秦汉以来,文莫盛于宋”(《苏平仲文集序》),洵非虚誉。
宋文创作在两宋三百余年的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自宋太祖代周自立的建隆元年(960)至欧阳修登第的天圣八年(1030),这七十年是宋文发展的第一阶段。宋初主要的作家都是由五代而入宋,他们的创作风格自然不会因为新朝的建立而一朝突变,多是继承了前代的遗风。首先表达对五代文风不满的是柳开,他有感于“五代文格浅弱”,故“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宋史》本传)。他不满于当时“偶俪工巧”的习尚,在创作实践上转而以“断散拙鄙为高”(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九),不免给人以“词涩言苦”之感,算不得健康的文风。和他同时提倡韩、柳古文而影响更大的是王禹偁。王禹偁提倡一种明白晓畅的文风,他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他的创作实践,像《待漏院记》明白条达,《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清新可诵,都有较高的成就。
在柳、王二人之后,古文并未取得优势的地位,统治文坛的是以杨亿为代表的典丽文风。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韩愈在中唐倡导古文的同时,也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是“文与道俱”的。如何处理“道”以及文道之间的关系,宋初作家还处在摸索之中,认识并不清晰、统一。这自然限制了古文创作在当时的影响。而文道关系也成为此后宋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而更为主要的还是时代原因,宋自太祖、太宗两朝后,发展到真宗朝,朝廷主政者喜好太平,粉饰盛世,给人一种豫泰安乐的景象。这种情况之下,杨亿所倡导的典丽文风,正当其时。所以四库馆臣评价杨亿《武夷新集》“舂容典赡”的同时,也不忘加一句“时际升平”的话。
自欧阳修登第到北宋末期,这是宋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作家群体可以用群星璀璨来形容。在欧阳修和苏轼这两代文坛盟主的周围,活跃着苏洵、王安石、曾巩、张耒、秦观、苏辙等大家,他们一起开创了宋文艺术的高峰,完成了文体革新,确立了古文的主流地位,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欧阳修与苏轼。
其实,在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盛行的时候,就有穆修默默写作古文,《宋史》说当时“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而和欧阳修同时而稍早的尹洙也以古文写作谈兵论阵之文,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对欧阳修都有启发。欧阳修能最终完成文体转变的实绩,首先是他对文道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欧阳修也和韩愈一样,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他认为“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与张秀才第二书》);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与乐秀才第一书》)。他理解的道是孟子式的,他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为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可见他所谓道,正如自己所说是“盖切于事实而已。”(《与张秀才第二书》)这样把道落到实处,也就避免了空谈道理的毛病,文章创作也就有为而作,内容充实。其次,欧阳修提倡古文写作,却并不废弃四六骈文,也讲究文采修辞,创作了一大批文从字顺、委曲晓畅的优秀作品。他的文章,不疾不徐,丰润饱满,叙事能透彻,说理带感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有美堂记》、《泷冈阡表》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苏洵评价欧阳修的文章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可见当时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影响和推动了古文创作的发展。最后,欧阳修不但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影响文坛,更利用自己的地位,汲引后进,指引路向,壮大古文写作的声势。在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中,他坚持以自然平易的文风衡士,摈弃怪异艰涩的“太学体”,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一举扭转了文风。所以,《宋史·文苑传序》在叙述宋代文风变化时,积极地评价了欧阳修的作用,说:“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的是苏轼。苏轼的文章写作从心所欲,挥洒自如,体现了书写的自由,传递出独特的美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春渚纪闻》卷六)文章写作已经成为苏轼生命存在的方式。
苏轼论文,标举辞达:“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的文章也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无意不可达。特别是那些议论、说理的文章,最能代表他的成就。这类文章以宏通的视野、深邃的思想为基础,翻空出奇,机锋横出,通脱而犀利。他早年的史论对策之文,“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苏辙《历代论·引》)。议论历史,多发人之所未发,见解新颖,如《范增论》、《留侯论》等。但不免作意为之,带有纵横家的色彩。中年之后,议论之文变得平实沉稳,而一些记文则融合说理、叙事、写景为一体,达到了新的高度。像《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等,融诗情画意和至理奇趣为一体,意境美妙深邃。而一些短文杂记,像《日喻》、《记承天寺夜游》等,更是文笔超妙,充满隽永的意味。总体来说,苏轼文章写作,确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石山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和苏轼同时,也是欧阳修后辈的文章大家还有曾巩、王安石、苏辙等人。记理言事是曾巩所长,他的文章委曲详备近欧阳修,而质朴严正则是自己的特色。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极有个性的政治家,为文讲究实用,一向以廉悍的风格著称。苏辙的文章,不似父兄那样辨博有气势,而是冲和淡泊,正如他自己的评价“吾文但稳耳”(苏籀《栾城先生遗言》)。曾、王等人的文章,各具特色,但要论及对后世的影响,都不如苏轼。在这一代作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文坛上活跃的大都是苏门弟子,如黄庭坚、张耒、秦观等人。
以欧、苏为核心的古文写作群体,绵延三代,创作活动期长达八十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古文在他们手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记、序、杂记等各种文体都臻于成熟;也表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貌,是宋代古文创作的巅峰时期。
自苏轼谢世(1101),到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六十余年,是宋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一个过渡期。在苏轼的晚年,他和他的门生就因为党争的原因,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这种打击还进一步地发展到禁止苏轼文集流传的地步,这是政治力量对文学创作的粗暴干预。此外,靖康二年开封失守,宋政权被迫迁到江南,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才得以立足并稳固自己的统治。政权的波荡,社会的混乱也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这都使此一阶段的宋文创作陷入了低潮。
不过,在政权存亡之际,伴随着和与战的争论,这一期的政论文大放异彩。特别是那些主战人士,他们的奏议文章,以批判主和派和积极抗战为主要内容,充满着道德的自信、殷切的期待,显得气盛言宜,尤为动人。如李纲的《议国是》一文,透彻分析时局形势,指出一味主和之不可恃。高屋建瓴,细致深刻。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从民族大义出发,抨击主和派的主张,措辞尖锐,气势凌厉,在当时影响很大。而岳飞《五岳盟祠记》中又表现出主战将领对胜利的信心和报国的壮志,慷慨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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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文选(丁放 武道房 等 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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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梅尧臣诗选(朱东润 选注)
11、黄庭坚诗选(潘伯鹰 选注)
12、唐宋词选释(俞平伯 选释)
13、关汉卿选集(修订版)(康保成 李树玲 选注)
14、龚自珍选集(孙钦善 选注)
15、秋瑾选集(修订本)(郭延礼 郭蓁 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