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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6：大分裂时代》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上流传甚广的“五胡乱华”这个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人物志》和《世说新语》这两部奇书精彩展现了六朝品评人物的风气；南北朝文学在诗歌创新和声韵结构上都有突出的成就，为唐诗铺好了路；梁武帝努力争取寺院势力，以便与门第庄园抗衡，却未能如愿……
杨照著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6大分裂时代）》讲述了这一段历史故事。
作者简介
杨照，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现任《新新闻周刊》副社长兼总主笔、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曾获各大文学奖项，他的著作包括《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故事效应》《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我想遇见你的人生：给女儿爱的书写》《迷路的诗》《想乐：聆听音符背后的美丽心灵》《永远的少年》《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寻路青春》《推理之门由此进》《以平等之名：托克维尔与<论美国的民主>》《打造新世界：费城会议与<美国宪法>》《呼吸：音乐就在我们的身体里》等。他的创作涵盖剧本、小说、散文、时评和文化评论等。
目录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第一讲 中国中古史鸟瞰
01 用朝代讲述中国历史，有什么问题
02 西方历史分期方法给我们的借鉴
03 为什么中国历史需要一个中古时期
04 中古中国的关键特征
05 小型村落取代城郭
06 村庄与庄园并行
07 从屯田到均田的土地制度
08 中古时期的土地制度与人身关系
09 贵族对皇帝的限制是中古社会的独特之处
10 中古时期的游牧民族政权
11 中古中国是一个贵族社会
第二讲 《人物志》与《世说新语》里的中古中国
01 曹魏时代的《人物志》是怎样一本书
02 什么是“才性”
03 如何品评人物
04 《人物志》的人物品评原理一直流传
05 如何对人进行分类
06 “偏材”和“英雄”都是什么样的人
07 与“偏材”对应的“理”型人
08 《人物志》的目的在于“识人
09 从人物品评看魏晋时代的人生追求
10 《世说新语》是一部品鉴人物的奇书
11 《世说新语》的修辞方法很独特
第三讲 佛教东来与中国思想大变迁
01 佛教进入中国
02 佛教面对谶纬、黄老和清流
03 佛教初入中国时，依附于黄老之学
04 佛教的轮同观念对中国的冲击
05 “省欲去奢”的教导
06 佛教禅定的特殊方法
07 佛教与中国思想的冲突
08 佛教进入中国的几个阶段
09 从汉末佛教到中古佛教的转变
10 对佛教的中国化解释与佛教盛行中国
第四讲 夸张而无节制的时代
01 “魏晋南北朝”这个表述是否恰当
02 偏材盛行和个陛夸张
03 西晋“八王之乱
04 边疆民族趁乱进入中原
05 世族支持与偏安东南的东晋
06 东晋内部的两股军事力量
07 刘裕对世家大族也无可奈何
08 南朝更替
09 梁武帝与陈霸先
第五讲 门第贵族与六朝经济
01 魏晋南北朝的农业凋敝
02 农业倒退影响北方的生活方式
03 晋朝的占田令
04 朝廷鼓励占田
05 佃客、荫客与大庄园
06 自给自足的小王国
07 铜钱经济变为绢帛经济
08庄园、绢帛与商业活动
09 侨姓都是打不倒的土豪
10 门第贵族的特殊地位
第六讲 六朝诗歌的新形式与陶渊明
01 阅读文学作品需要懂得“文类
02 汉朝民歌《上邪》《有所思》对声音的表现
03 乐府诗所表现的民间情感
04 别离是《古诗十九首》的主题
05 曹魏政权与五言诗的新形式
06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
07 曹操的四言诗《短歌行》
08 曹丕的七言诗和五言诗
09 曹植的《七哀诗》
10 玄理诗和游仙诗
11 陶渊明诗的新精神
12 承袭五言诗的形式，革新五言诗的内容
13 陶渊明的自然观
14 田园诗传统的深远影响
第七讲 重新认识六朝骈文
01 读懂六朝文章，先从唐宋古文运动说起
02 死而不僵的骈文
03 刘琨《劝进表》赏析
04 刘琨《劝进表》赏析（续）
05 汉语音调的变革
06 骈文对音调有专门的要求
07 萧统编撰的《文选》对文章性质的界定
08 贵族文化与用典习惯
09 从唐诗看音调的规矩限制
10 《与宋元思书》是骈文的典范之作
11 《登大雷岸与妹书》欣赏
……
第八讲 重新认识“五胡乱华
第九讲北魏入主中原及其统治
第十讲北魏的变革和瓦解
精彩书摘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6：大分裂时代》：
还有第三种是自身拥有土地，当然不需要国家“授田”的人，那就是拥有庄园，掌控庄园经济的世家贵族，加上在庄园里为他们进行生产的人。
中古时期，即使在均田制建立、运作的时期，庄园制经济其实都是与之并存并行的。国家没有力量真正取消庄园，将庄园里的人都纳入国家体系。也就是说，在土地制度上，主流的是土地国有，但国家无法摆脱贵族庄园的干扰，彻底执行均田制。贵族之外，还有寺院土地也不属于国家管控，国家的力量始终没有大到可以凌驾于这些势力之上。
从人身平等的角度来看，从古代到中古，中国人的等级尊卑秩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秦汉帝国里，人越来越不受身份约束，意思是因出身限制而必定不能做的事越来越少。我们看到，从汉武帝时代开始，人们对汉朝社会常见的批评就是“身份躐（音‘列’，指越级）等”，意思是人不按照自己的身份行事，做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比如穿比自己身份更高之人穿的衣服，住房用了更高身份的人才能使用的风格或装饰。
“僭越”身份的，首先是有钱人。他们拥有财富和土地，能够负担得起奢华的衣服、房舍，追求让自己看起来比原有身份更高等级的生活。有钱人带头示范，慢慢地，大家都普遍抛弃固定的身份象征和行为，表现得比原有身份更阔气，就成了流行风气。
西汉时将有钱人分为“豪左”和“豪右”，也就是英文里所说的new money和old money，后者是合乎身份的有钱有势的人家，前者则是新兴的暴发户。到了东汉，这种区分也没有了，“豪左”这个名称完全消失，地方上有钱有势的人家通通都被称为“豪右”。
另外，商人原本属于“贱籍”，身份地位低下，但这时出现很多途径让商人用从商得来的财富对自己的身份进行改造，因此社会上对商人身份的歧视也越来越淡薄。
整体来说，古代帝国明确地朝人身关系松散的方向发展。但到了中古却发生大逆转，成了一个讲究身份、阶级身份森严的“阶级社会”，一个有着牢不可破的身份界限的“贵族社会”。不仅社会风俗，而且政治和法律，都以对身份、阶级的区分为前提。
甚至到了唐朝，皇室李家在贵族阶级序列中并不处于最高等级（《贞观氏族志》的初版对世家大族的排序为“崔卢郑王”，李氏位列其后），因而一直尝试以政治力量打破上层贵族阶层的壁垒。但即便如此，《唐律》仍然是以身份区分作为依据制定的。
《唐律》对人的身份做了非常细致的区分：有不具备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有只比奴隶高一点，没有人身自由，但却不是主人财产，拥有人格和农业劳动力的部曲；还有一种层级的人是要偿付“衣食金”的，意思是由主人养大之后，必须为主人无薪工作，到创造出足够能够抵偿十六岁前花掉的衣食费用的价值之后，才能变成一个自由人。
唐朝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阶级意识更严格的魏晋南北朝了。那个时代在官场上都分“清官”和“浊官”。这里的“清”和“浊”不是我们今天所认知的道德清廉与行为腐败。“清”和“浊”是由身份而来的区别，只有贵族才能当的官是“清官”，给身份地位较低的人当的官叫“浊官”。
“清官”地位高，受尊重，却不需要做什么事。相对而言，“浊官”的性质，如果用精确的英文来表达，或许应该是“offjcials in the mud”，他们像是注定在泥巴里打滚一般，不受尊重，却要负担大部分的工作。他们不能抱怨，也绝对不可能靠努力工作而有所成就，进而离开这低下的泥巴环境，变成“清官”。因为这个时代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以身份区别来安排的，几乎没有什么例外，没有什么破例的空间。P23-25
……
前言/序言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钱穆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功夫。功夫中的功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达成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了《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还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那个时代学者的真正风范，还牵涉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氛围。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个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教授“中国通史”课堂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公开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贯通地理解中国历史?学生被钱穆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钱穆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他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钱穆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在抗战中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
这是一套一边说中国历史，一边解释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书。我的用心是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将其当作斩钉截铁的事实，而是能够在阅读中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这套书一共分成13册，能够成书的最主要原因是台湾“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让我两度完整地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次课程前后横跨五个年头。换句话说，从2007年第一讲算起，我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在十年备课及授课过程中，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消化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的各种论文及专著，并努力吸收这些研究的发现与论点，尽量有机地编组进我的历史叙述与讨论中。明白地说，我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进入原始材料提出独特成果的人。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究冲动，虚心地站在前辈及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才能找出一点点“通”的心得。
这套书有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时间范围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这样一套书，一定不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错误。我只能期望能够将单纯知识事实上的“硬伤”降到最低，至于论理与解释带有疑义的部分就当作“抛砖引玉”，请专家读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见，得以将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到更广且更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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