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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
内容简介
《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选取民营经济极为发达、中国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了1949年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之后，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地方政治精英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大化而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方式。
《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共分7章。书中的逻辑不仅能够分析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差异，同时也为进一步理解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性质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
章奇，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精英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和资源分配。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y、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明兴，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目录
1 引论
1．1 问题的提出
1．2 浙江模式的特点
1．3 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和解释
1．4 本书的解释：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1．5 浙江模式和现象的理论意义
2 浙江的共产主义革命与1949年后的权力格局
2．1 浙江省的共产革命和本地政治精英的形成（1922-1949年）
2．2 浙江1949年后的政治布局和权力结构
2．3 20世纪50年代的权力零和博弈
附录 游击队县和非游击队县的变量构建
3 为什么黑夜中狗不叫？农业集体化中的基层反应和策略
3．1 20世纪50年代初的经济变局：从新民主主义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3．2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高层政治的迷雾与政策不确定性
3．3 浙江农村的群体性事件（I）：闹退社
3．4 浙江农村的群体性事件（II）：包产到户
附录 “闹退社”地区差异的计量检验
4 失意者们，团结起来：“文革”的“资本主义”复辟
4．1 从“大跃进”到“四清”：政治环境的变化和结果
4．2 “文革”中的权力游戏和地方干部的政治激励
4．3 “文革”对地方干部的政治激励效应及其经济效果
附录 对浙江各县“文革”期间武斗激烈程度的计量检验
……
5 具有浙江特色的经济发展：改革时代政治不确定性下的民营经济和基层创新
6 结论和讨论Ⅰ：浙江模式VS．江苏模式——兼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差异
7 结论和讨论Ⅱ：权力结构、政商关系和民营经济的未来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前言/序言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供了一个在没有有效产权保护制度下经济仍能高速增长的绝好案例。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非国有企业的推动；另一方面，实际上直到今天，非国有企业不仅无法像很多国有企业一样进入一些所谓的战略性行业（例如电信、石化、铁路、邮政，等等），而且中国对非国有产权的保护仍然有很大缺陷。因此，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果产权保护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在产权不完善的情况下持续快速增长了近三十多年的时间，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可能继续高速增长呢？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主要从两个现象出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来说更快的地区主要是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同时，即使在这些省份内部，也存在相当大的地区增长差异，有些地区增长势头很快，而其他一些地区则相对逊色很多。例如，浙江的浙南、浙东地区和浙北、浙西南地区之间的对比；江苏的苏南地区和苏中、苏北地区的对比；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对比；等等。如果说，产权等宏观性的政策和法律因素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那么给定这些宏观因素的同质性，为什么这些省份的增长会相对更快？或者更进一步地问，为什么在这些省份内，一些地区的增长又会相对更快呢？这种增长差异，能用政策、地理甚至文化等因素来解释吗？
本书认为，政治因素而不是其他因素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包括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政治精英都面临着政治承诺可置信的问题，导致他们的政治生存都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确保“政治生命”无.虞，他们要么寻求上级或更有权力的人的庇护和支持，要么从下级或基层支持者那里寻求支持，或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寻求支持。究竟能从哪里获得政治支持，取决于政治精英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有些政治精英和上级或更有权力的人维持了很好的政治关系，属于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精英群体，因此他们的政治生命和前途可以主要依赖权力的自上而下的庇护和支持；相比之下，另一些精英则与权力高层和核心的关系很差，属于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精英群体，因此无法依赖体制内自上而下的庇护，而只能向下寻求下级甚至更基层的支持者的支持。这里的基层支持者，可以是普通群众，也可以是那些乡镇基层干部或商人、企业家，后者的共同点是也处于权力结构的边缘和底层，甚至是体制外的力量，但他们能够进一步对一部分社会力量进行动员从而具有政治谈判能力。而为了获得基层支持者的支持，就必须提供给他们一定的好处，包括提供事实上的产权保护，以保证其经济利益，从而换得后者向边缘化的政治精英提供政治支持。这种通过政治一经济上的利益交换所体现出来的产权保护是一种非正式契约式的公共产品提供机制，虽然它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见本书最后一章），但对于那些本来就缺乏完善的正式产权保护制度的经济体而言，这种机制对经济所能起到的正面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