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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为什么犹太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到几乎民族灭绝命运的著作，作者回溯了从犹太人起源一直到20世纪初犹太人的历史，清晰勾勒出了犹太人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地位起落——犹太教的兴盛与衰落、犹太人的形象如何被歪曲。20世纪希特勒（其个人的家世血统，也是历史悬疑）治下的德国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大屠杀”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作者详细地叙述了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从思想起源、制度认可到实施的整个过程。
作者简介
戴维·M·克罗（David M. Crowe），美国伊隆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和历史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民族研究协会名誉主席、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教育委员会成员，出版过多部研究大屠杀的著作，2004年关于辛德勒的著作、2007年关于东欧吉卜赛人的著作都获得了美国历史读物俱乐部的选择奖。
精彩书摘
追捕艾希曼
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纪念行动，体现在致力于寻找那些逃脱了战后审判的战犯，并将他们绳之于法。在这一方面，最富戏剧性的案例当属对阿道夫·艾希曼的抓捕和审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星期，“帝国中央保安局”头目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命令阿道夫·艾希曼将特雷西恩施塔德集中营内的1200名重要犹太囚犯，转移至位于奥地利西部提洛尔山中的党卫军防御多面堡内。当时身处因斯布鲁克的艾希曼，已做好接收这批犹太人的准备，却与特雷西恩施塔德方面失去了联系。后来，卡尔滕布伦纳准备前往奥尔陶斯，组织党卫军抵御盟军的进攻。于是，他命令艾希曼前来奥尔陶斯与自己会面。进入山区后，艾希曼就接到希姆莱的命令，不得向美军和英军开火。距离战争结束只剩几天时间时，一支美军巡逻队抓住了艾希曼，后者被捕时身穿纳粹空军制服。由于艾希曼没来得及彻底销毁自己左腋窝下的党卫军血型标记纹身，他只得撒谎说自己为党卫军四级小队长巴特（Bart），后来又坚称自己是党卫军三级突击中队长奥托·埃克曼（Otto Eckmann）。在另一些党卫军军官的协助下，艾希曼弄到了一个新的身份证明——这一次，他又变成了奥托·亨宁格（Otto Henninger）。1946年初，艾希曼竟然从奥博—达赫斯特滕战俘营逃跑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艾希曼一直秘密生活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而在此期间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战犯审判上，他的滔天大罪也被接二连三地提及。为了躲避搜捕，艾希曼又设法搞到了一份阿根廷签证。这一次帮助他的是以阿洛伊斯·路易吉·胡达尔(Alois Luigi Hudal， 1885—1963)为首的“鼠线”网络。这位罗马天主教会的“褐衫主教”，是教皇委托建立的“教皇援救委员会”派驻奥地利地区的负责人。有了这个签证，再加上一本红十字会的护照，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的艾希曼，得以于1950年逃到阿根廷。这位前党卫军头子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接收他的是一位名叫卡洛斯·霍斯特·福尔德纳（Carlos Horst Fuldner，生于1910年）的阿根廷裔德国人。此人曾在党卫军内服役，战后则建立了一个组织，专门帮助前党卫军军官和士兵前往阿根廷定居。福尔德纳在自己名为“卡普里”的公司里给艾希曼安排了一个职位，工作地点位于阿根廷北部偏远地区的图库曼省和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1952年，艾希曼派人将家人接到阿根廷；又过了一年，他移居至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开始经营多项生意。生意失败后，艾希曼只得去向一名前党卫军战友求助，后者为他在一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制造厂，找到了一个焊接工的职位。在那里，他很快升职，当上部门主管。艾希曼给他的新生儿子取名为弗朗西斯科·克莱门特·艾希曼，并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越来越不加隐瞒。狂妄自大行为最终将导致他的被捕。
1959年，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 1908—2005）向“摩萨德”提供了关于艾希曼在阿根廷行踪的消息。维森塔尔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战后则将全部精力投入追捕纳粹战犯，并将其绳之以法的事业中。与此同时，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 1903—1968）当上联邦德国一个调查机构的负责人。鲍尔也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并曾担任黑森州的检察总长。1960年，以色列政府派遣兹维·阿哈罗尼（Zvi Aharoni，生于1912年）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以确定里卡多·克莱门特究竟是不是真的阿道夫·艾希曼。在确定艾希曼的身份之后，摩萨德就开始计划对他实行抓捕并带至以色列受审的方案，在此期间，艾希曼一直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与联邦德国政府接洽，讨论引渡事宜。尽管联邦德国政府曾想由本国审判艾希曼，但波恩方面告知摩萨德，鉴于阿根廷政府对德国以往的引渡要求的态度，这一次也不太可能同意引渡艾希曼。以色列方面遂开始考虑对他实施暗杀，但又感到有必要令他接受审判和法律的制裁。最终的计划是，于5月10日绑架艾希曼，3天后将其偷偷送上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当时正在阿根廷访问的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 1915—2002），很可能也在同一架飞机上。然而，当埃班更改了他的旅行日程之后，以色列特工决定在5月11日对艾希曼实施抓捕，然后将他关押在一处秘密房子内，直至5月21日埃班启程，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年5月11日，在艾希曼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加里波第街6061号的住所附近，几位摩萨德特工趁他下班返家之机，绑架了他。当摩萨德特工发现他的党卫军纹身之后，艾希曼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还签署了一项声明，同意前往以色列受审：“我，签署人，阿道夫·艾希曼，在完全的自由意志下声明，由于我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我意识到再试图逃避法律裁决已徒劳无功。我声明，已做好准备前往以色列，并在那个国家、在主管法庭面前，接受审判。”
摩萨德还询问艾希曼，关于约瑟夫·门格尔和马丁·鲍曼的行踪。艾希曼坚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在国会宣布了艾希曼被捕和即将接受审判的消息。这个消息既令以色列民众大感振奋，也令他们再次深受创伤。一位名叫罗曼·弗里斯特（Roman Frister，生于1928年）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每日卫报》上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那天下午的气氛，我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那天下午，一则消息传播开来：当代哈曼（一位古代阿加格人的国王，试图杀死所有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头号凶手——阿道夫·艾希曼——被抓住了……我跟很多人谈到此事，他们都相信，自从“西奈战役”（即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之后，以色列人民的心灵还未被如此强烈地震撼过。
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由以色列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06局”，负责审讯艾希曼。1961年1月初，他们向以色列检察总长吉迪恩·豪斯纳（Gideon Hausner， 1915—1990）展示了若干关于艾希曼罪行的证据，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提供的战争罪行审判材料。然而，豪斯纳并不愿意遵循同盟国的战犯审判方式，即由文件档案和几位目击者来讲述被告的犯罪经历。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豪斯纳写道，艾希曼审判需要的，是“关于一场人类与民族浩劫的一份鲜活记录”。而所有大屠杀幸存者——包括其中已来到以色列定居者——都可以为豪斯纳，提供其求之若渴的“鲜活记录”。
1961年2月21日，豪斯纳对艾希曼提出十五项罪名的指控，其中包括四项反以色列民族罪名、七项反人道罪名、一项战争罪名以及三项参与敌对组织的罪名。艾希曼对十五项指控全部矢口否认、拒不认罪。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一案正式开庭。整个审判期间，这个党卫军头子一直坐在一个由防弹玻璃围成的被告席内。主持这次审判的，是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摩西·兰道大法官（Justice Moshe Landau， 1912—2006），以及另外两位同样德高望重的以色列法官——本杰明·哈勒维博士（Dr. Benjamin Halevi）和伊萨克·拉维博士（Dr. Yitzhak Raveh）。艾希曼的辩护团队，则由罗伯特·瑟法图斯（Robert Servatius， 1895—1988）领衔，此人以前也为弗里茨·绍克尔和卡尔·勃兰特进行过辩护。瑟法图斯的辩护基调，是以色列的司法机构是否具有指控和审判艾希曼的权力。他指出，应质疑法院的公正性，对艾希曼的绑架行为也缺乏合法性，而且，瑟法图斯强调，以色列是“大屠杀”之后才建国的，且艾希曼被指控的罪行，全部发生在以色列国疆域之外。这位辩护律师还称，他的被告仅仅是“大池塘里的一尾小鱼”，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1961年8月14日，兰道大法官宣布休庭。而直到当年12月11日，才再度开庭。那一天，法官宣读了漫长的判决书。在惊恐万状的被告面前，法官认定，阿道夫·艾希曼所有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后来，艾希曼又先后向以色列最高法院和以色列总统提出上诉，但皆以失败告终。1962年5月31日午夜，艾希曼被绞死在拉姆拉监狱。他的尸体旋即被火化，骨灰撒进雅法海岸附近的地中海。
围绕着对艾希曼的审判，人们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使得全世界对“大屠杀”本已倦怠的态度，又突然为之一振。在以色列国内外的很多地方，对这次审判，尤其是对艾希曼最终被处死的结局，有些人的反应令人惊异。至少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以色列法官——海姆·柯恩（Haim Cohn）——拒绝以任何方式参与审判过程，还有很多以色列人公开反对判处艾希曼死刑，理由是这会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误的赎罪感——夺取一个人的生命，作为对600万条冤魂的补偿”；这还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动，只能令全世界的观众更加确信，犹太民族就是一个复仇心重的民族”。在以色列之外，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赛珍珠（Pearl Buck）等人都曾公开抗议艾希曼的死刑，理由也是——这仅仅是一种复仇行径。
汉娜·阿伦特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过若干篇关于这次审判的文章。后来她又出版了一本名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古老罪恶的报告》（1963）的书，并再度激起公众对艾希曼本人、其审判及其罪行的讨论。阿伦特堪称一位富有造诣的政治理论家，她将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及他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置于复杂的纳粹德国独裁政权这一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中，她提出以色列是否有权审判艾希曼的问题，并试图获悉法庭是否公正。阿伦特还将艾希曼——她认为此人代表“古老的罪恶”——与另一类人作了比较，即“大屠杀”期间欧洲的各个犹太人社团领导阶层——正是他们为艾希曼提供了被驱逐者的名单。在进行这些研究时，阿伦特触碰到了一个极端敏感的问题，很多人因此深感冒犯。戴维·切萨拉尼就是阿伦特的激烈批判者，在其传记《成为艾希曼：对一位“办公桌凶手”人生、罪行及审判的反思》中，切萨拉尼认为阿伦特的报告充满谬误和偏见。他还写道，阿伦特对以色列国家和民众的态度“已转向种族主义”。
阿伦特也有支持者，不过其数量比批评者的数量要少得多。阿伦特将艾希曼及纳粹党人视为“进行集体屠杀行为的人类成员”。然而她坚称，那些纳粹枪口下的受难者们也是一样，他们需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艾希曼仅仅是纳粹官僚体系中的一员，所作所为都是在履行工作职责。理查德·I·科恩（Richard I.Cohen）对此评论道，阿伦特的评论“完全是建立在（‘大屠杀’ 的）力量和神话之上的，而记忆的神圣性使作者及其著作丧失了合法性，并将破裂的血管从曾经的国家中带回来了”。尽管如此，科恩还强调，当今学者应该感激阿伦特的贡献——她“对现代社会罪恶本性的理解，以及个人选择与行动自由面临的困境”。
对阿道夫·艾希曼的追捕和审判，成为以色列国家和“大屠杀”历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时刻，然而，它也仅仅是整个故事的一章而已，以色列人寻找其他纳粹战犯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息。1959年，联邦德国启动了对门格尔的引渡听证。获闻风声的门格尔逃至邻国巴拉圭，当地政府已知道德国的引渡愿望，但还是保证将给予门格尔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