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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
内容简介
凭借《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这本《远方之镜》中将关注点放在了中世纪的欧洲。14世纪的欧洲反映了两个相互冲突的图景：一方面，这是一个十字军、大教堂和骑士制度的时代；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堕入混乱与精神痛苦的世界。一如塔奇曼的其他作品，它兼具鲜明的人物个性、丰富的史实、闪耀的文笔和警醒当代人的史学意图。
塔奇曼这本极具启示意义的作品中不只审视了宏大的历史主旋律，还深入到了家庭生活的细枝末节：童年是怎样的，婚姻意味着什么，以及金钱、税收和战争是如何左右农奴、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生活的。她复原了中世纪骄傲的红衣主教，学者，小贩和神职人员，圣人和神秘主义者，律师和商人，以及重要的骑士的生活；重塑了中世纪辉煌又混乱的生活图景。
作者简介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36和1972年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众读者和费正清等历史学家的推崇。
奥利弗·B·波拉克曾这样写道：“作为历史学家，塔奇曼不是在为其他历史学家们而写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间，千百万大众读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了历史的精彩之处。”
精彩书评
文笔优美、细腻，研究深入彻底……塔奇曼女士擅长的便是复原历史的面貌……在这一点上，无人能出其右。
——《纽约书评》
塔奇曼在这本书中达到了她的ding峰……这是她精致的作品。
——《华尔街日报》
内容广博，妙趣横生，精彩至极。
——《评论》
目录
前言：时期，主要人物，危害
关于货币的说明
资料的参考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吾乃库西之主”：王朝
第二章 生而不幸：世纪
第三章 青春与骑士精神
第四章 战争
第五章 “这是世界末日”：黑死病
第六章 普瓦捷会战
第七章 群龙无首的法兰西：布尔乔亚的兴起与
扎克雷农扎克雷农民起义
第八章 英格兰人质
第九章 昂盖朗与伊莎贝拉
第十章 邪恶之子
第十一章 镀金裹尸布
第十二章 一仆二主
第十三章 库西的战争
第十四章 英格兰的骚乱
第十五章 皇帝在巴黎
第十六章 教廷分裂
第二部分
第十七章 库西的崛起
第十八章 虫豸斗雄狮
第十九章 意大利的诱惑
第二十章 第二次诺曼征服
第二十一章 虚构之瓦解
第二十二章 巴巴里围攻
第二十三章 在一座黑暗的丛林中
第二十四章 死亡之舞
第二十五章 错失良机
第二十六章 尼科波利斯
第二十七章 天空张起黑幕
尾声
致谢
参考文献
注释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吾乃库西之主”：王朝
有5座高塔的库西城堡矗立于皮卡第（Picardy）的山顶之上，雄伟壮观，气势凌人，控制着北方通往巴黎的路径，但它是位于首都的君主的守卫者还是挑战者，则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一个巨大的圆柱体从城堡中心冲霄而上，较4个角塔高出两倍之多。这就是donjon，即城堡主塔，其规模在欧洲首屈一指，是中世纪及后来此类塔形中最伟岸的。它的直径达90英尺，高180英尺，可在城堡受到围困时容纳1000人，使作为其基础的城堡、镇上鳞次栉比的屋顶、教堂的钟楼、环绕着山上整个建筑群的厚实城墙的30座角楼都显得极其矮小，对它们形成保护之势。从任何方向前来的游客从数英里之外就可看见这座代表着贵族权力的庞然大物，并在靠近它的过程中，感受到旅行者在不信基督的土地上第一眼瞥见金字塔时的那种敬畏之情。
醉心于雄伟宏大的建筑者用超乎一般尺寸的内部特征来实现城堡主塔的巨大规模：台阶踏步为15英寸至16英寸，窗子位于高于地面3.5英尺之处，仿佛是为了供巨人族之用。尺寸达两立方码的石头门楣在气势宏伟方面毫不逊色。在400多年中，为这些匠心安排所反射的王朝展现了同样的僭越性质。雄心勃勃、居心叵测、时显凶残的库西家族让自己根植在一块海角之地上，它形成了天然的统领之势。他们的山顶控制着从艾莱特（Ailette）河谷至瓦兹河（Oise）的更宽广河谷的通道。以此为据点，他们向王国们发起挑战，洗劫教堂，出发参加十字军东征并战死沙场，因犯罪而受到谴责并被逐出教会，渐渐扩大其统治领域，与皇族联姻，形成它引以为傲的作战口号：“神奇的库西”。拥有法兰西四大男爵领地之一的他们嘲笑领地之衔，采用了自己简单傲慢的箴言：
吾非国王，非诸侯，
亦非公爵，非伯爵；
吾乃库西之主。
这座始建于1223年的城堡是一次建筑急剧扩张的产物，这次建筑扩张还促成了宏伟壮丽的大教堂的建造，而建造这些大教堂的推动力也萌发于法国北部。于城堡建设的同时，在距库西50英里的范围之内，还有4座最大的大教堂亦在建造之中—位于拉昂（Laon）、兰斯（Reims）、亚眠（Amiens）和博韦（Beauvais）。虽然在任何地方，要建成一座大教堂都要费时50至150年才能完工，但在昂盖朗·德·库西三世那一门心思且难以抗拒的意愿之下，有着城堡主塔、角塔、防御壁垒和地下网络的宏伟杰作库西堡，却在不可思议的7年时间里便得以完成。
城堡有围墙的场地圈起了超过两英亩的空间。它的4个直径65英尺、高90英尺的角塔，以及它的3道外围墙体被修得与山棱齐平，形成了数道壁垒。通往府邸的唯一入口是道固若金汤的大门，它位于靠近城堡主塔的里侧，处于守护塔、护城河和格子吊闸的保护之下。大门开向武备广场，这是个占地约6英亩的被围墙环绕的空间，里面有马厩和其他辅助建筑，有骑士比武场，以及供骑士马匹之用的草地。再向外，在山像条鱼尾似的加宽之处，坐落着约上百座房屋和一座带方塔的教堂的城镇。环绕山顶的外围城墙上的3道牢不可破的大门把守着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在面朝苏瓦松（Soissons）的南侧，山势陡立，易守难攻；在面朝拉昂的北侧，山势与高地融为一体，一条护城河形成了又一道屏障。
在厚达18英寸至30英寸的城墙内部，一道盘旋而上的楼梯连接着城堡主塔的三层楼。每一层的拱形天花板上都有个敞开的洞，亦称“眼”，它们为昏暗的内部增加了一点额外的光线和空气，并使武器和辎重可以在不必攀爬楼梯的情况下被层层吊起。以同样的方式，命令可以在同一时间口头传向整个要塞。多达1200至1500名的重甲骑士可以集结起来，倾听发布自中间一层的训令。城堡主塔有厨房，当时的一位心怀敬畏的人声称，它们“配得上尼禄之用”，屋顶上还有个雨水鱼池。它有一口水井，有面包烤炉、地窖、贮藏室，每层楼都有带烟囱的巨大壁炉，还有厕所。拱形的地下通道可通向城堡的各个部分，通向露天庭院，也通向壁垒之外的秘密出口；通过该出口，可向被包围的要塞提供粮草。观察者可从城堡主塔的顶部瞭望整个区域，视野远至30英里开外的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这使库西堡得以免遭奇袭。无论从设计上和执行力上，该要塞都堪称中世纪欧洲几近完美的军事构造，而在规模上则最为大胆创新。
造就一座城堡的是一个支配性概念：不供居住，而供防御。作为要塞，它是中世纪生活的象征，如十字架般重要。在事事都以恋爱为要旨的《玫瑰传奇》（Romance of the Rose）一书中，环绕“玫瑰”的城堡是核心结构，它必须被围攻和渗透，以抵达性欲的目标。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部署都证实了由暴力、进攻预测构成的事实，它刻画了中世纪的历史。城堡的前身是罗马别墅，它一向不设防，以罗马法律和罗马军团为壁垒。在帝国崩溃之后，以一系列混乱冲突、分崩离析形式出现的中世纪社会屈从于无核心、无效力的世俗权威。只有教会提供了一种组织原则，这正是教会成功的原因，因为社会无法忍受无政府状态。
在骚乱之中，核心世俗权威开始在君主政体中慢慢凝聚，但一旦新势力具有了影响力，它便一方面与教会，另一方面与贵族形成了冲突。同时，城镇布尔乔亚正在形成自己的秩序，将自己的支持售卖给贵族、主教或国王，以换取作为自由“公社”（communes）的解放特许权。这些特许权用自由换取商业发展，这标志着城市第三等级（Third Estate）的兴起。相互竞争的群体之间的政治平衡是不稳定的，因为国王手上没有常备军。他不得不依靠其诸侯的封建义务来实施有限的军事活动，后来则通过有偿服务的形式加以获得。规则依旧是个人性的，源于土地的分封和效忠的誓言。支撑政治结构的纽带不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而是封臣与领主的关系。国家仍旧处于艰难的酝酿之中。
正如王室所知，库西领地凭借其位于皮卡第中心的位置优势，是“王国的管钥之一”。皮卡第北部几乎延伸到了佛兰德斯（Flanders），西部至英吉利海峡（the Channel）和诺曼底（Normandy）边境，是法国北部的通衢要冲。它的河流向南流向塞纳河（Seine），向西流向英吉利海峡。它肥沃的土壤使其成为法国的主要农业区，牧场众多，农田万顷，森林密布，其间点缀着令人赏心悦目的零星村落。很显然，最初的文明活动始于罗马人。14世纪初，皮卡第为25万户、超过100万人提供了衣食住行，这使它（而非南部的图卢兹）成为法国唯一一个在中世纪的人口密度高于现代的省份。它朝气蓬勃、独立自主，它的城镇是最早赢得公社特许权的城镇。
库西领地位于传奇与历史之间的阴影地带，最初曾是教会的一块封邑，据称由法国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国王克洛维（Clovis）于大约公元500年赠给了兰斯的首位主教圣雷米（St. Remi）。克洛维国王在经圣雷米皈依基督教之后，将库西版图授予了兰斯的新主教辖区，依照恺撒的做法为教会打基础，正如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例行地为罗马教会打基础那样。借助于君士坦丁的礼物，基督教既得以正式确立，又遭到致命的危害。正如威廉·朗兰（William Langland）所写的那样：
当善意的君士坦丁向神圣的教会慷慨捐赠之时，
（以土地和租约、领主与仆从的形式）
罗马人听到一位天使在上方呼喊：
“今日教会已饮下毒液，
所有拥有彼得之力的人皆永遭荼毒。”
介于神圣与俗事之诱之间的冲突是中世纪的核心问题。当教会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之上时，其充当精神领袖的声明便永远无法使其全体信众深信不疑。教会积聚的财富越多，其破绽便愈加明显和令人不安；它也无法解决此问题，只能在每个世纪都持续地更新怀疑和异议。
在最早的拉丁文献中，库西被称为库迪西亚卡姆（Codiciacum）或库迪亚卡姆（Codiacum），据信它源于Codex和codicis，意为被砍去了树枝的树干，就如高卢人用以修建篱笆的东西一样。在整个为时4个世纪的黑暗时代（Dark Ages），该地始终处于阴影之下。在910—920年时，兰斯大主教埃尔韦（Hervé）在山上建造了第一座原始城堡和小教堂，修了道墙来防御古挪威人（Norsemen）入侵瓦兹河谷。来自山下的居民在主教的城墙中找到了庇护所，他们建造了上城区，后来它被称为库西堡（Coucy-le-Ch·teau），以区别于山下的库西村（Coucy-la-Ville）。在那些穷凶极恶的年代，该区域始终是同样好斗成性的贵族、大主教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之起因。对入侵者—南方的摩尔人（Moors），北方的古挪威人—的防御培育了一个坚忍不拔的武士阶层，他们像对付外来者那样乐此不疲而又凶猛残暴地相互残杀。975年，兰斯大主教奥德里克（Oderic）将封邑割让给一个名叫德厄德伯爵（Comte d’Eudes）的名流，后者成了库西的第一任领主。有关此人，除了姓名之外，人们一无所知，但一在山顶立足，他便在自己的后代中生成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和狂热。
该王朝最初有案可查的意义重大的活动（宗教的而非作战的）是奥布里·德·库西（Aubry de Coucy）于1059年在山脚下修建诺让圣本笃修会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 of Nogent）之举。相较于为永久祷告进行的普通捐赠，此举规模更大，旨在既展示捐赠者的重要性，又买功邀赏以确保救赎。无论最初的捐赠是否像修道院心怀怨恨的吉贝尔院长（Abbot Guibert）在下一个世纪所抱怨的那样少得可怜，教堂都欣欣向荣，并得到了来自库西家族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存在时期比整个库西家族都更加长久。
奥布里的继承者昂盖朗一世是个丑闻缠身的人，按照吉贝尔院长（正如在他的《忏悔录》中所揭示的，他本人即是被压抑的性欲的牺牲品）的说法，他沉湎于对女人的色欲。昂盖朗爱上了洛兰（Lorraine）领主之妻西比尔（Sybil），他被这种激情所左右，在他的堂兄弟、对他言听计从的拉昂主教（Bishop of Laon）的帮助下，控告自己的发妻阿代勒·德马尔莱（Adèle de Marle）犯有通奸罪，成功地与之离婚。此后，他在教会的许可下娶西比尔为妻。当时，西比尔的丈夫正在外作战，而这位女士因与第三人通奸而有孕在身。据说她品行十分放荡。
在这种堕落的家庭环境中，那位“暴怒之狼” 诞生了［用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修道院院长圣丹尼斯的叙热（Suger of St. Denis）的原话］，他就是托马斯·德马尔莱（Thomas de Marle），被抛弃的阿代勒的儿子，库西家族中最声名狼藉和残暴凶狠之人。托马斯痛恨将其父子关系掷于怀疑之地的父亲，长大后参与了最初由西比尔那位被抛弃的丈夫发起的反对昂盖朗的无休无止的战争。为这些私人战争而战的骑士心怀激越的热忱，使用单一的策略，包括尽可能多地杀死或残害敌人手下的农民，破坏尽可能多的庄稼、葡萄园、工具、谷仓和其他财产，以便减少其税收来源，进而毁灭敌人。结果，好战的主要牺牲品是他们各自的农民。吉贝尔院长声称，在昂盖朗对洛兰的“疯狂战争”中，被俘获的人被剜去了眼睛，砍掉了双脚，致使其后果在他（吉尔伯特院长）那个时代的该地区依然可见。私人战争是欧洲的天谴，人们一向认为，十字军东征是种潜意识的发明，为的是通过发泄侵略欲，求取解脱。
当1095年为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进行的参加十字军并解救圣墓（Holy Sepulcher）的大征兵到来时，昂盖朗和他的儿子托马斯双双参加了军队，带着他们的宿仇抵达耶路撒冷，并怀着丝毫未减的相互憎恨重归故里。库西家族的盾徽即源于十字军东征期间的一次功绩，尽管其主人公是昂盖朗还是托马斯仍有争议。两人之中的一个带着5个同伴，在未着盔甲的情况下遭到了穆斯林的突袭，他脱下自己那边缘缀着松鼠皮的深红色斗篷，将它撕扯成六份，做成可供辨识的旗帜，如此装备起来，于是这个故事得以继续下去，他们扑向穆斯林并歼灭了他们。为了纪念此事，徽章采用了盾形，上面设计了六道横条纹，有尖角，红白相间，用纹章学措辞来说，即“6条汉子，松鼠皮和赤色”（赤色即红色）。
作为母亲的继承人，托马斯继承了马尔莱和拉费尔（La Fère）的领地，将它们加入他于1116年继承的库西地区。桀骜不驯的他追求由敌对和抢劫构成的事业，指挥各种与教会、城镇和国王作对的活动，用叙热院长的话来说：“魔鬼在援助他。”他攫取女修道院的领地，折磨囚徒（据说他会系着男人的睾丸把他们吊起来，直到睾丸承受不住身体的重量而与身体分离），亲自割开了30个发起反叛的布尔乔亚分子的喉咙，将他的城堡变成了“龙巢和贼窝”，因此，教会开除了他的教籍。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教会解除了他的骑士腰带，下令皮卡第各教区在每周日都要诵读针对他的咒语。国王路易六世（Louis VI）召集了一支攻打托马斯的军队，成功地夺取了被他窃取的土地和城堡。最终，托马斯证明了救赎的希望和对地狱的畏惧之正确，这两样东西数世纪以来给教会带来了如此多的丰富遗产。他为诺让修道院留下了慷慨的遗赠，并在普雷蒙特（Prémontré）附近又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于1130年寿终正寝。他结过3次婚。吉贝尔院长认为他是“他那代人中最穷凶极恶者”。
造就了像托马斯·德马莱这种人的，不一定是好斗的基因或仇父情结（这在任何世纪都可能发生），而是因缺乏有效的管束机制而恣意妄行的暴力习惯。
当政治力量在12和13世纪期间得到集权化时，欧洲的能量和才干正在以一种文明发展大爆发的形式得到积聚。在商业的刺激下，一股浪潮席卷了艺术、技术、建筑、学问、土地和海洋勘探、大学、城市、银行和信用，以及丰富生活并扩大见识的各个领域。那200年是中世纪的鼎盛时代（High Middle Ages），在那期间，人们开始使用罗盘和机械钟、纺车和脚踏织机、风车和水车；在那期间，马可·波罗旅行到了中国，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投身于知识的组织，大学在巴黎、博洛尼亚、帕多瓦和那不勒斯、牛津和剑桥、萨拉曼加（Salamanca）和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蒙彼利埃和图卢兹纷纷建立；在那期间，乔托（Giotto）在描绘人的感觉，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钻研实验科学，但丁在勾勒其对人类命运的设计，并用方言加以撰写；在那期间，宗教以圣方济各（St. Francis）的温和布道和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残酷严惩两种方式得以表达，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以信仰之名让法国南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高耸入云的大教堂则拔地而起，拱门层叠，创造力、技术和信仰大获全胜。
它们不是由奴隶所建造。尽管有限的农奴制仍旧存在，但农奴的权利和义务为习俗和法律上的追忆期限所固定，而且，与古代世界的情况不同，中世纪社会的工作是由其自身成员来完成的。
在托马斯死后，库西处于一个为期60年较受尊重的统领时期，当时的统治者是托马斯的儿子昂盖朗二世和孙子拉乌尔一世（Raoul I）。他们与王室合作，从而使自己的领地受益。他们分别响应了12世纪后续的十字军东征，并相继在圣地（Holy Land）丧命。也许是苦于这些远征所带来的财政紧缩，拉乌尔的遗孀于1197年将库西堡的自由公社解放特许权卖了140里弗。
就其进程而言，这样的民主化并不怎么像19世纪历史学家臆想中的人类历史上的那种向自由解放稳定前进中的一步，因为它是贵族热衷于战争之行为的无意中的副产品。十字军战士得用武器、盔甲、高头大马来装备自己和仆从，而这一切都花费不菲，所以假如能够活下来的话，他回到家时通常都要比他离开家时贫困，或是使他的庄园变得不再那么富裕，尤其是因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没有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凯旋和有所获利的。既然不可能出售土地，那么唯一的来源便是出售公社特许权，或是将农奴的劳役和依附关系折换为货币地租。在12世纪和13世纪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中，商业利润和农业剩余物资给市民和农民带来了现金，使其可以购买权利和自由。
昂盖朗三世被称为“伟大的昂盖朗”，他是库西城堡和城堡主塔的缔造者。在他统治期间，库西的僭越之举重现于世。作为1191—1242年间的领主，他在除库西以外的六个封地上建造或翻修了城堡和防御墙，包括在圣戈班（St. Gobain）的一座城堡，它几乎与库西一样巨大。他参与了阿尔比十字军的大屠杀，在其他所有可参与的战争中大显身手，像他的曾祖父托马斯一样，其中包括一场针对兰斯主教辖区的战争，该战争的导火索是一场围绕封建权利的争论。他被指控占地毁林，捉拿村民，攻取大教堂的大门，将教堂元老（doyen）戴上镣铐囚禁起来，使教士们苦不堪言。
当兰斯大主教于1216年向罗马教皇告状诉苦时，昂盖朗三世也被逐出教会。教会下令，一旦他出现，则该教区的所有宗教活动都得终止。生活在禁令之下的人会失去参加圣礼的资格，注定会下地狱，除非他悔过自新，得到赦免。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主教才可解除禁令，在某些情况下，教皇也可那么做。在禁令实施期间，大批当地牧师理应每年两到三次当着教众之面，敲响丧钟，点燃蜡烛，在地板上摆上十字架和弥撒用书，以圣父、圣子、圣灵、圣母以及所有使徒和圣徒之名向罪人发出诅咒。据说有罪之人将被断绝所有社会和职业关系，但这一规定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邻居要么借助于向其住宅扔石头或其他手段来使他幡然悔悟，要么干脆无视禁令。在昂盖朗三世的案例中，停止一切宗教活动是对社区的可怕判决，这使他于1219年进行了悔过之后安定下来，得到赦免。但这并不会扑灭他的世俗野心，因为他还在建造那座给巴黎蒙上阴影的巨大城堡。
他在大兴土木方面的迫切之心受到了一场与自己君主之间的预期战役的刺激，因为在未成年的路易九世、即未来的圣路易（St. Louis）在位期间，昂盖朗三世曾率领一个贵族联盟反对王室。如有些人所言，他甚至立志要自己当国王。他从母亲阿利克斯·德德勒（Alix de Dreux）那里继承了王室血统，她是腓力一世（Philip I）之女。他的城堡主塔意在超越卢浮宫的皇塔，被视为一种挑衅和有企图的姿态。年幼国王的母亲在摄政期内顶住了威胁，但库西之主始终是一支需要对付的力量。他通过婚姻来积聚财富和国际地位。他的第一任和第三任妻子都是相邻的贵族家族之女，她们给他带来了位于皮卡第的额外庄园，而他的第二任妻子是马奥·德萨克斯（Mahaut de Saxe），萨克森公爵（Duke of Saxony）狮子享利（Henry the Lion）之女，英格兰的亨利二世（Henry II of England）与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的外孙女，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ed）的侄女，后来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萨克森的奥托（Otto of Saxony）的姐妹。其中一位妻子为他生下的女儿嫁给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
前言/序言
前言：时期，主要人物，危害
本书缘起于一种渴望：发现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灾难对社会的影响——此灾难即1348—1350年的黑死病（Black Death）。据估计，它使生活在印度与冰岛之间的1/3人口命赴黄泉。鉴于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诸多可能性，我对此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答案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因为14世纪饱受如此多 “奇怪而巨大的危险和灾祸”（用时人的话来说）的折磨，因而它的混乱无法追溯至任何单一起因：留下蹄印的不只是圣约翰（St. John）想象中的四位骑士，而是七个灾祸——瘟疫、战争、苛捐杂税、打家劫舍、腐败政府、叛乱暴动和教会分裂。除了瘟疫本身外，所有这一切都源于黑死病爆发前就已存在的状况，并在疫期结束后依旧持续。
尽管我最初问题的答案已不可寻，但这个时期本身——一个暴力横生、苦不堪言、迷惑茫然、多灾多难且分崩离析的时代，一个众所周知的撒旦获胜的时代——似乎令人难以抗拒，并且在我看来，在一个类似的混乱时期中，它还颇令人慰藉。我们过去的一二十年一直处于傲慢自大的瓦解之中，如果这是个异乎寻常地令人不适的时期的话，那么知道人类在以前经历过更恶劣的情景，就会令人颇感宽慰。
令人好奇的是，这种“可感知的相似性”已为另一位历史学家运用于20世纪初期。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在将黑死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抱怨：经济混乱，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人人利字当头，道德沦丧，产品奇缺，工业萎靡不振，大众恣意狂欢，挥霍无度，贪图奢侈享受，沉湎酒色，社会和宗教都陷于歇斯底里，人心贪得无厌，视钱如命，营私舞弊，世风日下。伏尔泰说过：“历史从不重蹈覆辙，但人总在这样做。”当然，修昔底德将此原则当作了对自己著作的辩护理由。
瑞士历史学家J·C·L·S·德西斯蒙迪（J. C. L. S. de Sismondi）将14世纪简单地总结为“对人类而言的恶劣时代”。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厌恶并绕过这个世纪，因为无法将它融入一种人类进步的模式。在经历了可怕的20世纪之后，我们对一个丧心病狂的时代（它在敌对的、暴力事件的重压下打破了自己的所有规则）产生了更大的同感。我们怀着苦不堪言的剧痛，意识到了“一个令人完全感受不到未来有保障的痛苦时期”的种种迹象。
600年的间隔期使在人类特性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那部分凸显而出。中世纪人所处的精神、道德和物理环境都与我们自己的环境迥然不同，简直构成了一种域外文明。因此，我们在这些异样环境中觉得熟悉的行为特质便显示为永恒的人类本质。如果你坚持要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那么它就位于此处，正如法国中古史学家爱德华·佩鲁瓦（·douard Perroy）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面躲避盖世太保，一面撰写有关“百年战争”的著作时所发现的那样。他写道：“某些行为方式，某些抗拒命运的反应，相互阐明了彼此。”
大约从1300年至1450年（包括此后数年）这一时期，在我看来是个连贯一致的历史时期，1348—1350年黑死病之后的50年是其核心阶段。为了将焦点缩小至一个可控的区域，我选择了一个特殊人物的生活作为叙事载体。除了人情味之外，这也有利于强制自己遵从真实性。我不得不追踪一种真实的中世纪生活境遇和事件，抵达事情自然抵达之处。我认为，相较于我强制推行自己的计划，这样做会让人看到有关那个时期的更加真实的版本。
我提到的这个人不是国王或王后，因为有关这类人物的一切事实上都属例外，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被过度利用之嫌；此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达不到我想要的广度；此人也不是神职人员或圣徒，因为他们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此人也不是女人，因为任何生活得到充分记录的中世纪妇女都不典型。
于是选择缩小至第二等级（the Second Estate）——即贵族——的一位男性成员，落在昂盖朗·德·库西七世（Enguerrand de Coucy VII）身上。他是一个伟大王朝最后的贵族，是“所有法国骑士中最富经验、最出类拔萃的人”。他生活于1340年至1397年间，恰巧与我意欲涉及的时间段相吻合。而且，从他母亲在大瘟疫中的死亡，至他本人在该世纪达于彻底惨败时的绝佳死亡时间，都似乎是为了我的目的而设。
通过娶英格兰国王的长女为妻，他效忠于两个国家，在战争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扩展了他的事业范围，丰富了他的阅历志趣；他在自己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中的每个公开戏剧性事件中都发挥了作用，通常是主要的作用。他极富判断力，成了当时最伟大的编年史作者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的资助人，若非如此，人们对他的了解会少得多。他有个严重的不完美之处——没有可靠的肖像留存于世。然而，对我而言，他有个可加弥补的优势：除了仅有的一篇于1939年发表的简短文章外，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英文论著，而且除了1890年的一篇仅以手稿形式存在的博士论文外，也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正式的、可靠的法文传记。我喜欢自辟蹊径。
我必须恳请读者在熟悉库西的过程中保持耐心，因为只有在了解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事件的情况下，才可对他有所了解，而这些时代背景与事件要用前六章的内容来讲述。昂盖朗（Enguerrand中“g”的发音要很用力）在1358年，也就是他18岁时，在历史上初留印迹，这要到第七章时才会出现。
我现在要谈谈此项事业的艰辛之处。首先是在涉及日期、数字和铁一般的事实时不确定的、相互矛盾的资料。在某些人眼中，日期也许是枯燥乏味、迂腐难耐的东西，但它们却是基础性的，因为它们确立了序列——何者在先，何者继后——从而导致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不幸的是，中世纪年表极难确定。中世纪的一年被认为始于复活节，既然这有可能落在3月22日至4月22日之间的任何一天上，人们便普遍倾向于将日期固定在3月25日。向新历法的转变发生在16世纪，但直到18世纪，它才被普遍接受，这使得1月、2月和3月发生的事件究竟属于14世纪的哪一年成了难解之谜——14世纪英格兰官方记录中即位纪元（从国王即位时算起）的使用，以及某些其他事例中罗马教皇纪元的使用，都使情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更有甚者，纪年者不是使用年月日来记录事件的日期，而是使用宗教历法来记录——例如，说事件发生于圣母诞辰的前两日，或主显节后的星期一，或施洗者圣约翰节，或四旬斋的第三个星期日。
结果，这样的日期不但令历史学家们大感困惑，也让14世纪的居民自己感到茫然无措，他们极少在任何一个事件的日期上达成共识。
数字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因为它们标明了在一个特定局势中涉及的人口比例。中世纪数字——如军队的数字——在编年史中的夸大被当作事实接受下来时，便导致了人们过去对中世纪战争的误解，以为它与现代战争相类似，而实际上，现代战争在手段、方法或目的方面都与中世纪战争大相径庭。我们应当假设，中世纪有关军事力量、战争伤亡、瘟疫致死人口、革命人群、游行队伍或任何整体团队的数字都被普遍夸大了几百个百分点。这是因为，编年史作者没有把数字当作数据资料来用，而是把它当作文学艺术的手段，以取悦或恐吓读者。罗马数字的使用也造成了精确性的缺乏和对整数的偏好。一代代历史学家不加批评地接受并重复着这些数字。直到19世纪末，才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历史记录，例如，他们从出纳员的记录中发现了一支远征军的真实力量。现在，他们仍不同意J·C·拉塞尔（J. C. Russell）将法国疫前人口数定为2100万，以及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定的1500万至1600万，或爱德华·佩鲁瓦定的区区1000万至1100万。人口的规模影响到了其他方方面面的研究——税收、寿命、商业和农业、饥荒或丰收——而有些现代权威提供的数字百分百的不同。编年史作者们似乎明显失真的数字会加引号出现在我的文本中。
人们信以为真的事实之所以存在出入，通常是口头传播中的错误或对一个抄本资料的后期误读造成的、例如，当一出国际丑闻的主角库西夫人（Dame de Courcy）被一位本该小心谨慎的19世纪历史学家错误地当成了库西的第二任妻子时，其代价是，有那么一阵子，笔者陷入了无以复加的困惑之中。普瓦捷战役（the Battle of Poitiers）中的奥塞尔伯爵（Comte d’Auxerre）被英格兰编年史作者各不相同地译为Aunser、Aussure、Soussiere、Usur、Waucerre，而法国《大编年史》（Grandes Chroniques）则将之写作Sancerre，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昂盖朗在英格兰被写作英杰拉姆（Ingelram）。这也就难怪，我曾把Canolles这个名字当成了声名狼藉的海盗船长阿尔诺·德塞沃利（Arnaut de Cervole）名字的变体。当情况对不上号时，我才发现，它原来是另一位同样臭名昭著的英国船长诺尔斯（Knowles）或诺利斯（Knollys）之名的变体。尽管微不足道，但此类困难可能是令人沮丧的。
法兰西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萨博（Isabeau of Bavaria）被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为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而被另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为一个“黝黑、活泼的小个子女人”。土耳其苏丹巴雅泽（Sultan Bajazet）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大胆冒进、雄心勃勃、渴望战争的人，并因攻击迅速而得了“霹雳火”（Thunderbolt）的诨名，却被一位现代匈牙利历史学家描述为“女里女气、淫荡多欲、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之人。
有关中世纪的任何言论都可能（而且极有可能会）遭遇相反的或不同的叙述版本，这也许可被视为公理。女人在数量上多于男人，因为男人在战争中遭到了杀戮；男人在数量上多于女人，因为女人在生育时命赴黄泉。普通老百姓对《圣经》耳熟能详，普通老百姓对《圣经》一无所知。贵族免缴赋税；不，他们的赋税未被免去。法国农民污秽肮脏，臭气熏天，靠面包和洋葱为生；法国农民吃猪肉、禽肉和野味，常在村子里的浴室中享受洗浴之乐。这个清单可以被无限地罗列下去。
不过，矛盾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相互冲突的证据问题。我要请求读者准备发现矛盾，而非一致性。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习惯、风俗、运动、发展都有其相反趋势。陋屋中忍饥挨饿的农民与吃香喝辣的富裕农民比肩而生。儿童有的被忽视，有的被关爱。谈论荣誉的骑士，也会变成盗贼。人口减少、天灾人祸与奢侈浪费、辉煌壮丽之间绝非势不两立。没有哪个年代是整齐划一或无中生有的，也没有哪个年代是比中世纪更加经纬繁复的纺织物。
你必须还得记住，中世纪会因看待它的人不同而发生色彩上的变化。历史学家的偏见和视角——以及他们由此做出的对材料的选择——在60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4世纪之后的3个世纪中，历史实际上是贵族的家谱，致力于追踪王朝脉络和家族关联，充斥着贵族是上等人的理念。这些古物研究者汗牛充栋的研究著作中并非只有关于王朝利益的信息，如安塞尔姆（Anselm）就讲述了加斯科涅（Gascon）领主的事迹，他将100里弗遗赠给被他剥夺了童贞的穷家女子当嫁妆。
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大逆转的到来，在那之后，历史学家将平民当作英雄，将穷人当作事实上的有德之士，而把贵族和国王视为邪恶的怪物。西梅翁·吕斯（Siméon Luce）便是其中之一，在有关扎克雷农民起义的历史著作中，褒贬有所倾斜，但其研究则独一无二，他的记录都是无价之宝。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泰斗们发掘、发表史料，修撰编年史并为其做注，收集文学作品，阅读、摘录大段的布道文、论文、书信和其他第一手材料，为我们这些后来者铺平了道路。他们的著作现在得到了后马克·布洛赫（post-Marc Bloch）时代的现代中古史学家们的补充和平衡。后者采取了一种更具社会学性质的方法，找寻有关日常生活的详尽细致、难以否认的事实——例如，在一个特定的主教教区中出售的圣餐饼的数量，它充当了宗教仪式的指示器。
本书要感谢所有这些群体，首先要感谢重要的编年史作者。我意识到，在当今的中古史学家中，依赖编年史作者不是什么时髦之举，但就对这个时期的感觉及态度而言，我发现它们是不可或缺的。进一步而言，它们的形式是叙事性的，而这也是我所采用的形式。
虽说资料如此丰富，但空白依旧存在。在那里，问题不在于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在于根本没有信息。为了在沟壑上架起桥梁，就必须利用似乎可能而又自然的阐述，这解释了在我的著作中“可能”和“大概”层出不穷的原因——它令人着恼，但在缺乏记录在案的确定性的情况下，又是不可避免的。
存在于有记录可寻之历史的本质中的更大障碍，是超出负荷的消极事物：坏的方面——邪恶、悲惨、冲突和伤害——不成比例的存留。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与在每日发行的报纸上如出一辙。常态不会制造新闻。历史是依照幸存的记录所编著，而这些记录都极大地侧重于危机和灾难、犯罪和恶行，因为它们是法律诉讼、论文著述、道德家的谴责、讽刺文学、罗马教皇的训令等记录过程的主题。没有哪位教皇曾发表训令以嘉许某事。消极事物的超载可见于宗教改革家尼古拉·德·克拉芒热（Nicolas de Clamanges）的著作中，他在揭发1401年不合格的、世俗的高级教士时说，出于对改革的担忧，他将不去讨论行为良善的教士们，因为“与堕落之人相比，他们无关紧要”。
灾难极少像在记录中描述的那样看似普遍存在。存于记录使它显得持续不断普遍存在，而实际上它更有可能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零星突发的。除此之外，常态的持续性通常也要大于骚乱的影响，正如我们从自己的时代所了解到的那样。在看过今日新闻之后，你预期会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它完全由罢工、犯罪、停电、破裂的输水管、被围困的火车、关闭的学校、强盗、瘾君子、新纳粹和强奸犯构成。事实上，你有可能晚上回到家中——在幸运的一天——却不曾遇到一两个此类现象。这使得我提出了如下的塔奇曼定律（Tuchman’s Law）：“被报道的事实是任何可悲进展之表面程度的5至10倍”（或读者有心提供的任一数字）。
移情的困难、真正进入中世纪精神和情感价值观中的困难，是最后一道障碍。我相信，主要的障碍是当时情况下的基督教宗教信仰这一中世纪生活的摇篮和法律，它无处不在，确实具有强制性。其持之以恒的原则是：精神生活和后世生活要优先于此时此地，要优先于地球上的物质生活。无论某些现如今的基督徒如何虔诚热衷，这一原则都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此原则与其替代物——信奉个体价值，信奉一种未必注重上帝的积极生活的价值——之间的割裂，在事实上创造了现代世界，终止了中世纪。
使问题加重的是，中世纪社会尽管声称信奉对感官生活的摒弃，但并没有在实践中否认它，社会如此，教会更是如此。许多人尝试摈弃感官生活，有少许获得了成功，但人类不是普遍为摒弃而生的。没有哪个时代比14世纪更在意金钱和财产的了，它对肉体的关注也与其他任何时代如出一辙。沉湎于金钱、纵情于声色之人都是不可抑制的。
中世纪基督教的首要原则与日常生活间的鸿沟是中世纪的巨大隐患。这正是遍布于吉本（Gibbon）的历史著作中的问题，他怀着一种既有意又恶意的轻率去对待这一隐患，每每将在他看来似乎是基督教理想的伪善都斥责为对人类自然功能的违忤。无论我对这位大师如何崇敬，我并不认为吉本的方法能解决这一问题。人类本身是不可实现的基督教理想的构想者，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若不是在实践它，也是在努力维护它。因此，它一定代表着某种需要，某种比吉本18世纪的启蒙所能提供的或他优雅的反讽所能解决的更加基础的东西。虽然我意识到了它的存在，但要认同它，需要的是更甚于我的宗教情怀。
骑士精神，这一在统治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留下了丝毫不亚于宗教的巨大鸿沟。理想是对由武士阶层所维持、在圆桌构想中得以阐述的秩序的幻想，是自然的完美形式。亚瑟王（King Arthur）的骑士为正义铤而走险，对抗毒龙、妖孽和邪恶之徒，在一个荒蛮之地建立秩序。于是，他们现实的对应者在理论上被假定为要充当信仰的捍卫者、正义的支持者、被迫害者的守护者。但实际上，他们自身即是压迫者。到14世纪，剑客的暴力行为和无法无天已经变成了混乱的主因。当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变得太宽时，体系便会被打破。传奇故事一直在反映这一点：在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中，圆桌被从内部粉碎。宝剑重返湖底，努力重新来过。人有可能充满暴力，富于破坏性，贪婪无度，易犯错误，却始终保留着对秩序的幻想，并重新开始其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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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的欧洲包含了两个相互冲突的图景：这是一个属于十字军、大教堂和骑士制度的荣耀时代，也是一个堕入混乱与精神痛苦的世界。巴巴拉·W. 塔奇曼从这一时期选择了一位贵族——昂盖朗·德·库西作为叙事载体，借此人的人生远望中世纪的百年战争、黑死病、奢靡盛宴、雇佣兵制度、残酷税收、农民暴动和教会分裂……最终，承载着那一时代的废墟被留在这里，静观着仿如宿命的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