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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
内容简介
《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是作者在国共关系研究上的重要成果之一。作者历经数年，搜集整理了两党在抗战前后十多年间谈判的草案、提案和谈话录，以及在各时段开具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引证了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等材料；解析了收编与改编、合并与跨党、新四军问题交涉、蒋毛会面之流变、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打亦谈来谈亦打、南京代表团的困境等一系列谈判的核心问题；真实再现了在云谲波诡形势下，国共两党谈判的曲折过程和历史真相。
作者简介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入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1976年因“反诗”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毕业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198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间地带”的革命》、《西安事变新探》、《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谈往阅今》、《读史求实》、《开卷有疑》等十余种专著，并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上百篇。
目录
修订版前言
出版前言
第一章 国共内战化解的经过
1．蒋介石的主动与初衷
2．莫斯科的初步接触
3．低层次接触的开端
4．国民党条件的提出
5．高层接洽的开始
6．出人意料的成功
第二章 “收编”与“改编”之争
1．为西北善后而交涉
2．最初的妥协与协议
3．周恩来的杭州之行
4．从西安到庐山
5．两党谅解的达成
第三章 “合并”与“跨党”之争
1．分歧与合作俱来
2．不约而同的提议
3．“大党”问题的谈判
第四章 走人绝境的两党军事谈判
1．军事摩擦的加剧
2．制止摩擦的尝试
3．军事谈判的展开
4．新四军问题的交涉
5．划界谈判及其失败
6．在对抗中求缓和
7．无法善后的“善后”
第五章 蒋、毛会面之流变
1．关系缓和的初步迹象
2．蒋介石约见毛泽东
3．林彪代毛重庆行
4．一次失去的机会
第六章 解决问题，还是政治角力
1．再度谈判之起因
2．西安初步协议
3．重庆谈判之激荡
4．宣传战的演进与中止
第七章 要联合政府还是要解放委员会
1．美国人的介入
2．一相情愿的延安协定
3．赫尔利功败垂成
4．毫无希望的再谈判
第八章 在重庆和谈的背后
1．“内战的方向确定了”
2．“和平”突然降临？
3．艰难的讨价还价
4．山重水复仍无路
5．打亦谈来谈亦打
第九章 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
1．和平机运的再现
2．前所未有的成功
3．失误不可挽回
4．美国调处名存实亡
5．走向全面战争
第十章 北平和谈：不可能的尝试
1．反蒋和共的密谋
2．李宗仁的和平运动
3．南京代表团的困境
4．不投降，就灭亡
主要参考文献
前言/序言
今天的国共两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其领导人都对中华民族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第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标准的观点来看，绝对都是好人。关于这一点，相信今天对连战或马英九有好感的大陆人都会这样想。
但是，倒退三十年，相信就不会有多少人会这样想了。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和在大陆的毛泽东先后去世。两岸的百姓几乎同样如丧考妣，恍如天崩地裂一般的难以接受。然而，由于受到国共两党的影响，两岸的百姓却对对岸的领袖视同仇敌，不共戴天。
这是一本旧书，也是一本新书。说它“旧”，是因为它写于1991年初，距今已经有将近十五个年头，不可谓不久。说它“新”，是因为过去了差不多十五年，这期间赶着潮流写“国共关系史”，放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书出了不知凡几，还没见有一部扎扎实实地从史料出发的。因此，即使是经历了十几年被人抄来抄去的劫难，好在这只是一本具体研究和记述战时两党谈判经过的著作。它所披露的个别文献可以被人抄，但是，离开了它所整理的系统的谈判史料及其背景分析，个别文献的历史意义通常并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何况凡这类“文抄公”多半没有研究基础，只求多快好省，即使抄来的东西，也往往是错误百出。 除本书之外，唯一一部以国共谈判史为内容的著作出版于1996年。该书的作者大段地照抄了本书的一些文献档案史料及笔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多数未注明出处。且不该删处删，不该加处加，不该并者并，还常有看不懂文字擅改语句以至于弄错者，和明明笔者已经考证辨伪，抄者却把已被辨伪者与笔者的说法拼凑在一起，弄得矛盾百出。至于因抄录时粗心而出错之处，更不时可见。
一本好的历史书，要能够常读常新。本书过了将近十五年，读起来应该还会让一些关心这方面历史的读者觉得有些新意，理应不会让读者有思想落伍之感，因为它到底是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而无意为现实的某些政治目标服务。为什么笔者总是强调要做史料研究？这是因为，笔者从来认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当我们尽可能地依照事情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的时候，其实很多重要的启示也就蕴含在其中了。这比太过追求做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要来得稳妥和实在得多。
笔者的不满意，倒不是像有的大陆或台湾朋友那样，遗憾其思想性不强。本书写作时，恰值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笔者初涉国民党问题的研究，尚不知水深水浅，因而没有采取边叙边议的分析式写法，只是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摆事实的写法。这注定是许多读者读起来不那么解渴的原因。但这种纪实性的写法，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倾向性，不会让一部分读者喜欢，一部分读者不满。像国共关系这样掺杂了太多历史和感情纠葛，至今两岸读者的看法还极为对立的话题，也许把基本的文献史料发掘出来，系统地予以全面的介绍，给读者更多的自我判断和自我思考的空间，比强调笔者个人的看法，会更有价值一些。
笔者对本书的遗憾，是因为史料的问题。这本书写于十多年以前，那时笔者还没有去过台湾，甚至还没有蹲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本书写的是国共谈判的历史，事实上其中利用的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史料，少之又少。除了个别史料是后来加印时根据台湾出版的档案文献资料校订并加注的以外，本书绝大部分涉及国民党方面的种种谈判文件及其往来信件，差不多都是来自于中共方面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因为这种情况，再加上十几年前笔者的写作还不够老到，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自己虽然想要尽量客观，行文却还是可能会流露出一些倾向性，即在有的事情或有的叙述上，显得并不很客观。
笔者这次承蒙出版社邀约重印，自然要对太过明显的错误和倾向性太过明显的文字加以修订。但是，笔者却并不试图在史料的平衡上乘机做一些功夫。这一方面是因为按照有关方面的规定，重印之书必须基本保持原书的内容，只允许有10％至20％的修订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早已接受了另写一本国共关系史的邀约，已不必再靠大力修改本书来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了。而更为重要的其实也许是，当笔者重读本书时，还是相信，保持原有的叙事方式和写法，也还有其必要性。
何以这样说呢？
本书引用的两党谈判草案、提案、谈话录以及各自开具的初步谈判条件等等，数以百件计。而直接间接利用到的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之类，更是有上千之多。这些档案回忆史料固然多为共产党方面所保存，但据笔者此后十余年来利用五六次在台湾讲学、研究的机会，遍查其党史馆、国史馆所存档案，发现其保存下来的涉及到两党谈判问题的相关文献，还不及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百分之一。加上对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的查阅，情况也大致如此。
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是国民党方面对两党谈判的问题不是颇多避讳，就是不很重视。这是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在对共产党问题上就抱有老大心态，不愿也不能把中共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结果每逢必须与中共接触或谈判时，或者是蒋介石秘密指派人员个别行事，不事张扬；或者虽有党政军情各单位负责人与蒋开会确定原则，指派谈判人员具体操作，也因只视之为一种策略手段，或是宣传手段，而很少做具体的文案工作。即使是幕后的指导，也鲜有留下文字的记录。再加上国共谈判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与中共谈判代表必须电报，甚或信函往还传送谈判指示和汇报谈判情况，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只要去蒋介石官邸当面汇报和领受机宜即可。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保存下来的谈判文献自然也就要远远多于国民党了。而这意味着，研究国共谈判的历史，要想对称地利用两方面的档案史料，根本就不可能。
其二，由于国民党方面很少保存有关两党谈判问题的档案文献，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这些谈判档案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在无法通过国民党方面的档案来具体了解国共两党每一次重大谈判的经过情形时，就非要借重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这些档案史料不可。而从本书出版后这十多年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来看，除本书所披露的这些史料之外，几乎再未见有新的研究成果，在本书所涉及的这些重大的国共谈判问题上，发掘出更新的文献史料，亦可知本书所发掘和披露的这些文献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确信，在没有一本完整收录国共谈判文件的历史文献集出版之前，本书这种尽可能完整地披露两党谈判方案及其相关文献的纪实写法，仍旧有相当意义。而据笔者所知，这样一种出版计划在相当时期内都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人能有笔者当年的条件，耗时数年来做此工作，而且是因为如今早已失去了出版这种资料集的环境和条件。
当然，正如前述，过多地利用一方的史料来研究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肯定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危险性。一个最大的局限，就是并不是所有中共代表报告的来自于国民党一方的要求或条件，都一定能够得到验证是准确无误的。除了电报本身可能出现的技术上的问题以外，发电人或报告人带有强烈主观倾向的理解和转述是否完全准确，也可能会是一个问题。更不要说大量使用单方史料所反映的，在特定的立场、态度，甚至情绪影响下形成的指示、报告或其他文件，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倾向性的印象。利用重印的机会，尽可能地全面地引述资料，进行相应的文字处理，避免由此带来误读，自是一件应做的事情。
编辑推荐
在抗日战争前后，国、共两党都把谈判视为重要的斗争手段。几乎所有重大矛盾与纷争，都要诉诸于谈判；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都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它甚至远比那些真刀真枪的摩擦和冲突更具复杂性和戏剧性，更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