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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恒》
内容简介
伯利恒，是一座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古老城镇，被誉为“世界历史的支点”，那里承载着如此多的意义，有历史，有神话，有宗教。它生动地活在每个人的想象之中，每年有250多万游客前往。对有些人来说，伯利恒仍是Bible里描述的沙漠边缘的小镇；对有些人来说，它困在一堵墙内，周围是以色列定居点以及敌对的定居者和士兵。
英国作家尼古拉斯•布林科在伯利恒生活多年，他从自己生活在其间的内心体验出发，用十三个章节讲述了伯利恒的前世今生。他从公元前九世纪的洞穴和雕刻讲到当今复杂的政治，带领读者通过其石街和沙漠洼地、修道院、水渠和果园，从各个角度和时代展示了这座城市的面貌，也不可避免地揭示世界上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
伯利恒是自豪感和财富的源泉，也是一个绝望、贫困和暴力已成为常态的地区。它是共存的灯塔，可以照亮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道路；作者认为，如果那里有形的遗址幸存，而回溯到古代历史的脉络却断裂的话，结束以巴冲突的机会也将随之失去。
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布林科 Nicholas Blincoe
英国人，以色列女婿，几十年来生活在伦敦和伯利恒。
他是一位屡获殊荣的小说家、剧作家和编剧，曾参与制作了两部关于巴以冲突的长篇纪录片：Jeremy Hardy vs. the Israeli Army和Open Bethlehem。
精彩书评
伯利恒拥有11000年的历史，其核心是这个深受人们喜爱的小镇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布林科对伯利恒的爱是如此炽热，就连其历史的复杂性也不回避。
——吉米•卡特（美国前总统）
这是一段进入真正的伯利恒的旅程，不仅精彩纷呈，而且博学。书中每一页都会引领读者来到历史、美食和个人轶事那新奇又迷人的切面，每一次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伯利恒，回到其一贯所在的世界事务中心。
——雅各布•诺里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中东史专家
这段从古代讲到今天的伯利恒历史，将是你读过的关于这座重要城市的z原汁原味、z有力的指南。它成功地将一千多年的历史与个人回忆、考古和形态学见解以及对人类和地理景观的精彩描述融合在一起。以遗迹和故事为切入点，通过个人轶事和z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带着对人类苦难和希望的不断关注来揭开这座圣城历史的各个篇章。“
―—伊兰•帕佩，以色列学者
目录
序 圣诞布丁001
第一章 游牧部落与恋人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
第二章 气味、香料及化学品
——铁器时代
第三章 伯利恒与基督
——古典时代
第四章 海伦娜教堂
——基督教罗马时期
第五章 皇帝的新教堂
——拜占庭
第六章 商人到十字军
——从伊斯兰的征服到十字军的城
第七章 马穆鲁克与奥斯曼
——从13世纪至19世纪
第八章 英国人
——维多利亚时代至二战时期
第九章 约旦
——1948—1967
第十章 以色列
——从1967年到奥斯陆事件
第十一章 巴勒斯坦
——奥斯陆之后
第十二章 定居者的未来
第十三章 伯利恒之未来
附录 定居点名录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后记
精彩书摘
英国人与伯利恒：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
清晨，伯利恒老城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刻。女学生穿上长罩衫，背起背包，匆忙赶到修道院学校。店主们把覆盖住店面的沉重的绿松石色金属百叶窗折回去，准备营业。集市上的商人使出浑身力气推着载满马铃薯和西红柿的手推车到山上的露天剧场。晨祷结束后不久，可以看到穿着短袜和耶稣凉鞋的僧侣和修女在大理石街道上转悠。街上有卖早餐的，一辆漆得很亮的蓝色小推车上在卖土耳其面包圈，甜面包圈上撒了芝麻。一个穿着奥斯曼服装、背上绑着一个大铜壶的咖啡小贩在卖单杯的豆蔻味咖啡，只见他飞快地一弯腰，咖啡便从肩膀上方的壶嘴流出，注满了一只杯子。伯利恒最不同寻常的设施之一当数位于露天市场边缘的公用烤炉，就在镇上比较穷的那半边的五金商店那里。在通往地下室的台阶的门口，人一到那里就能感到热浪袭来。烤炉有一个铸铁门，镶在砖墙表面上，烤炉里有一堆橄榄树柴。炉体的大部分被直接挖进山坡的内部，烤东西的师傅用一根长桨把炖锅推进炉膛或勾出来。四邻的妇女预定了当晚的炖菜，也把前一天的铁锅还回来。她们还将自己准备要做的饭菜和当天的菜单一并带来。公用的烤炉不仅给生活带来便利，而且还让你在酷夏之时不必再用自家的烤炉。
巴勒斯坦家常菜的主打是形式多样的炖菜，里面泡着在平底锅里稍微烘烤过、再煮过的蒸粗麦粉、薄饼。巴勒斯坦炖菜里往往放的肉比较少，主要都是些蔬菜，但有一次我吃的炖菜很丰盛，是用几只在迁徙途中路过巴勒斯坦上空的飞禽炖的。莱拉还记得一个小故事，讲的是她父亲小时候用弹弓打这些鸟是多么厉害。我们婚后的第二年，安东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好像天塌下来了一样。不知怎的，我们决定尝尝安东小时候常吃的一道菜，以此来纪念他，尽管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捕鸟，更不用说怎样去烹饪了。最后，我记得是出租车司机穆斯塔法毛遂自荐来帮我们解决了问题。鸟肉是在公用烤炉的铸铁锅里慢炖，然后作为一道黏稠的炖菜的一部分被吃掉了。这种鸟颜色很深，好似肝脏一样，更奇怪的是空心的骨头在我嘴里碎裂时的脆响。我现在才知道它们都是濒危的迁徙鸟，是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偷偷摸摸吃的盘中餐，但他肯定知道它们在法国是受保护的，知道它也是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这样的野生动物保护者发起的运动所要保护的对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这种鸟，而且也没必要再尝试了，那次经历终生难忘。这种体验总是让我不由得心里暗暗哀悼。
1837年，一个名叫威廉•王尔德的爱尔兰医生访问了伯利恒，注意到主诞教堂下面的洞穴和伯利恒的公用烤炉极为相似。一段弧形楼梯通向教堂下的洞穴，楼梯的线条意味着洞穴一直是隐蔽的，你不走到底，便发现不了它。在地下室，你会发现在洞穴的侧面墙上凿出了一个低矮的小房间，里面镶着大理石，挂着一个金色的香炉。在角落里一个星形的银盘标示出马利亚生下基督的地方，而这个角落看起来确实像烤炉的口。或许这仅仅只是个巧合，一如鸭嘴兽的嘴像鸭子的嘴，但是王尔德把这种相似性看得很认真。他将这视为一个证据，证明这个洞穴不可能是伯利恒原始商队旅店的所在地，但反驳这一观点也同样容易，旅行者必须吃饭，旅馆便提供食物。
挂在铁链上的油灯照亮了洞穴，油灯的烟熏黑了藏在原始石墙上的挂毯和画。墙面也是黑色的，因为1869年在洞穴里发生过一场火灾，毁掉了王尔德曾看过和描述过的那些赏心悦目的画作。（圣方济各会的网站称，洞穴的墙面上覆有石棉，是法国送的礼物，但是我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我觉得石棉早就被移走了。）这个洞穴实际上有两个楼梯，角落的两边各有一个，它们的弧形弯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以至于楼梯互为镜像。在最繁忙的日子里，当朝圣者排成长队时，一个会作为洞穴的入口，另一个则是出口。洞穴呈菱形，在图表上看有如子宫，而两侧的楼梯则如同输卵管。我敢肯定这种相似纯属巧合，但是这种联想曾经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那是在潜意识中提醒人们，伯利恒是由女性建造的。
威廉•王尔德是奥斯卡•王尔德的父亲。当年他造访伯利恒时，是作为一名拥有私人游艇的老年病人的私人医生随行的。他对此行的描述，记录在《航行漫记》（Narrative of a Voyage）里，首次出版是在1840年，后来在1844年英国人帮助奥斯曼人从埃及人手中夺回这个国家之后，又进行了修订。此书第二版的副标题是“对埃及和巴勒斯坦现状及其前景的观察”，这表明中东问题已经开始冲击英国民众的良知。圣地一直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就在10年前，任何没有携带奥斯曼帝国文件访问伯利恒的人都只能伪装后偷渡边境，就像1920年代另一位爱尔兰医生理查德•罗伯特•马登所做的那样。
王尔德对这个国家的现状及其前景的观察是很随意的。他提到，不久前穆斯林的法瓦格拉赫家族被驱逐出了伯利恒，但当他从埃及当局那儿得知，这是因为他们与基督徒长期不合时，他就信以为真了，完全不知道最近在拜特贾拉和希伯伦发生了叛乱和大屠杀。王尔德当时才20多岁，他在书里对马里河谷街喷泉旁的年轻女性的描述，远远多过对宗教或政治的描述。王尔德被这些女性的美貌所吸引，不一会儿就开始跑偏，长篇大论地建议所有妇女都头顶水罐，从而使自己拥有更好的姿态、体力和优雅。这些关注点是如此露骨，以至于人们好奇他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和奥斯卡•王尔德的母亲结婚时，他已经与两个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似乎是他的家人打发他去了地中海，这样他就不会跟人生下他的第一个儿子，让奥斯卡有个非婚生的兄长。
午餐往往是炸豆丸子；我最爱的便是位于马槽广场的那家名叫埃夫泰姆的店。如果你认为像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这样的国际政治家可以算得上是名人的话，那么这家店的墙上可谓挂满了到此一游的名人的照片。我也很喜欢藏在拜特贾拉露天市场后面的一家普通小店。多年来，这家小店的墙上仅有一张亚西尔•阿拉法特与萨达姆•侯赛因握手的褪了色的照片，还有一个印有东正教圣徒的日历。我不知道店主的这种没有章法的混搭是希望吸引什么样的人，尽管他家的三明治很好吃，而他本可以在墙上挂一张以色列政治家的照片，这样人们还是会停下来在此吃顿午餐。当他打开皮塔饼的袋子时，一只手在沙拉上方比划着问道：“你想要什么，都要吗？”我总是都想来点——沙拉、辣酱、芝麻酱、泡菜。食品历史学家似乎都觉得豆类植物和鹰嘴豆搭配的菜肴，就像杂拌豆与炸豆丸子放一起一样，可能源于很久以前的埃及。
奥斯曼帝国对伯利恒的影响一直存在于游牧骑兵的烤架上。阿拉伯语中的沙威玛（Shawarma）指的是“烤肉串”（doner kebab），这就像希腊语中的gyros（陀螺）是指旋转式烤肉一样。当我不想吃炸豆丸子的时候，可能就会去新路上那家名为“沙威玛之王”的店里，或者去拜特贾拉小山的半山腰卖鱼的店旁边的那家。我可以选鸡肉或肉，也就是羊羔肉，不过现在羊羔肉常常被牛肉取代。牛肉是在附近的米格达尔奥兹定居点的大棚里工业化养殖的，而羊羔肉贵得让人望而却步，这是由于为了建定居点，牧羊人都被赶出了牧场。伯利恒的屠夫只经营一种肉，所以在拜特贾拉的小露天市场，卖鸡肉的、卖牛肉的、卖羊羔肉的和卖猪肉的（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小镇）屠夫就这么面对面地坐在十字路口的四个点上。
1841年，奥斯曼人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帮助下，从埃及人手中夺回了巴勒斯坦，英国人的动机引人怀疑。11月3日，英国炮舰轰炸了阿卡，爆炸的弹片击中了一个弹药库，火光冲天，轰掉了半个城市。英国人采取行动，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奥斯曼帝国，能够在阿富汗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在面对俄罗斯的时候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这次干预事与愿违，由于伯利恒发生的一起事件，战争终究还是爆发了，因为法国和俄罗斯都争当主诞教堂的监护人。法国人与伯利恒的方济各会修士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俄罗斯人则试图宣称对洞窟上方的东正教礼拜堂有所有权。总之，没有一种解决之道能让双方都满意。
1847年，标志着基督诞生地的那颗原始的星星被人从地面上被撬走，不翼而飞。银盘上的拉丁文被天主教徒视为领土标志。没人怀疑东正教僧侣就是小偷。为了加紧争夺对洞窟的所有权，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斗争逐渐升级，这一次双方都亮出了各自的炮舰。法国人派出一支海军部队前往君士坦丁堡南部的达达尼尔群岛，俄罗斯人则从北部的黑海威胁这座城市。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法国和英国日益相信俄罗斯人会入侵君士坦丁堡并推翻苏丹。1854年2月，向俄罗斯发出的最后通牒没有得到回音。次月，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就因为伯利恒的一颗银星，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
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奥斯曼帝国被定性为“欧洲病夫”，是英国向俄罗斯宣战的原因之一。标签就这么粘牢了，但压根就不准确。奥斯曼帝国本质上并非弱者，也不比西方国家更不道德或更颓废。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它就处于不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始于1839年的坦志麦特改革废除了包税制。政府还保障奥斯曼帝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比英国对其帝国的非英国臣民的态度，或者美国对非洲人的工业奴隶制度的依赖，这是一个积极的启发。到了1908年，奥斯曼人认识到了代议制政府的必要性，这让巴勒斯坦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议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奥斯曼人拥护自由贸易，这对伯利恒的圣像及纪念品生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类生意主要是由达布多布家族、贾克梅第家族、杰西尔家族、哈兹伯恩家族、汉达尔家族、米克尔家族、佐格比家族、卡坦家族，甚至还有穆斯林的肖克家族经营。（在埃及人被打败后，肖克家族在伯利恒重建了他们的社区。叛军领袖哈利勒•肖克的玄孙是伯利恒大学的教师，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这些家族建起了一个个贸易王国，其范围从菲律宾、澳大利亚延伸到乌克兰、俄国，从法国延伸到美国、拉丁美洲，并与这些家族一起在国际贸易展上展出了它们的商品。伯利恒人被列为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1903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的参展商。伯利恒的这些家族跟随朝圣者返回家园；比如卡坦人，在基辅建立了前哨。他们为寻找原材料走遍了全世界，在菲律宾发现了一种外壳较厚的新品种牡蛎，这种壳上可以雕刻出更多的细节，随后他们在菲律宾开设了办事处。
随着这些家族向海外办事处派出使者，这种在全球建立起的网络导致伯利恒人流散海外。19世纪末，奥斯曼人开始征召巴勒斯坦人来帮忙镇压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叛乱。伯利恒的家族采取的对策是将他们的儿子送出国以躲避征兵。即便如此，迁往他地的移民还是会经常回去，伯利恒人习惯了来回走动。
今天的情况仍是如此，因为军事占领限制了工作机会，也让人失去了行动自由和婚姻自由：如果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与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结婚，就会丧失在以色列的居住权。
伯利恒犹太人的大流散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在拉丁美洲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1920年代，伯利恒人和拜特贾拉人成立了智利超级联盟的一支伟大球队：帕勒斯蒂诺足球俱乐部队（Palestino）。2004年，萨尔瓦多举行总统大选时，就有来自纳贾吉拉赫家族的反对派候选人参与角逐，分别是左翼人士沙菲克•汉达尔和获胜者安东尼奥•萨卡，后者是一位奉行保守派政纲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塔拉杰梅家族中有一家姓科曼达里的，踏足了拉丁美洲生活较为阴暗的一面：这家的一个分支在1980年代出了多位贩卖可卡因的大毒枭。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为巴勒斯坦人打开了世界的大门，那么它也向世界开放了巴勒斯坦。即使在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那场争端仍在继续。英国的影响力最初仅限于个人和慈善机构。早在1841年，英国慈善家蒙特摩西•蒙蒂菲奥里就获得了伯利恒拉结墓的租赁权。
至少从公元4世纪开始，圣祠就一直是基督徒朝圣的一个目的地，这一点圣杰罗姆在给罗马的一封信中提到过。在蒙蒂菲奥里的时代，圣祠是穆斯林墓地的一部分，就在希伯伦路的一个路段，那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纪念品商店和餐馆的所在地。圣祠是一个带圆顶的侧面开放式亭子，有些年久失修。蒙蒂菲奥里在两侧做了填充，使得其构造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坟墓。（当蒙蒂菲奥里100岁去世时，被安葬在他英国家中的一个照此仿建的坟墓中。）我在1994年第一次访问伯利恒时，圣祠依然是座很吸引人的带有两个房间的平房，被树荫遮蔽着，对面有一排餐厅。坟墓就立在两边绿树成行的墓园里，外面是阿伊达难民营。如今，墓地被一堵高高的混凝土墙包围，只能从附近一些酒店（包括英国艺术家班克斯在2017年年初开的那家）的顶层去看，即使这样，也只能窥见其圆顶的轮廓。以色列人修建混凝土墙是为将墓地与伯利恒切割开来。墙沿着希伯伦路延伸，像一条阿米巴虫盘在建筑周围，还伸展着卷须吸附外来生物。20年前，我第一次参观拉结墓，当时这个地方不仅吸引了以色列游客和外国游客前来参观，还有当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妇女，她们祈求拉结调解她们的家庭纠纷。自从拉结墓被盗后，我只去过一次，发现那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乌泱泱的讲意第绪语的哈西迪教派的人，他们乘长途车来到这里，将圣祠划分为男性参观区和女性参观区。
英国对于干涉巴勒斯坦这件事不仅坚定而且劲头十足，也许这就是他们最终对其产生了极大影响力的原因。那时即将上任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紧随埃及人之后访问了巴勒斯坦。随着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全民痴迷的对象，迪斯雷利效仿王尔德，在其小说《坦克雷德》（1847）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迪斯雷利是一名西班牙裔犹太人，他的父亲与当地的犹太教堂闹翻了，全家人受他父亲的影响皈依了基督教。迪斯雷利的小说以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和解为主题——“我将我的灵魂托付给耶稣基督，以及西奈的神，我将为神湮灭。”这是小说中的人物、维多利亚时代的坦克雷德的话，说完他向一个充满敌意的贝都因人的两眼之间射出了子弹。
迪斯雷利的小说中加入了数量惊人的杂志文章、平版印刷画、照片，并提到了一些关于巴勒斯坦的书籍，这些书籍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充斥着英国和美国。即使伯利恒成为焦点，人们最感兴趣的也莫过于圣诞节。英国的炮舰帮助巴勒斯坦获得解放的那个月，身材娇小的21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那年圣诞节，她和阿尔伯特亲王以小家庭——三口之家——的形式予以庆祝，就像最初神圣家族那样。1848年，《伦敦新闻画报》在一幅平版印刷画中描画了这一皇室家庭与他们的三个孩子聚集在一棵树旁的样子。这对皇室夫妇重塑了英格兰的形象，圣诞节从此成为英国的一个重大节日，有我们如今所知的所有过节元素：布丁、阿尔伯特亲王从他的祖国德国引进的圣诞树，以及多半在伯利恒制作的反映耶稣诞生场景的木雕等。圣诞节成为家庭生活的一种庆祝活动，甚至还有了这个节日专属的桂冠诗人查尔斯•狄更斯，自1843年起，每一年狄更斯都要写一个圣诞故事，作为献给自己祖国的礼物。狄更斯使得圣诞节成了当时的道德试金石：知道如何过圣诞节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英德联姻促使英国圣公会与德国路德教会设立了一项联合项目，即在耶路撒冷设一位新主教。这一想法还远未得到大众的支持，甚至需要议会通过法案来确定。约翰•亨利•纽曼因此皈依了天主教，以示抗议。然而，在1842年1月，第一位英德主教抵达了耶路撒冷，他就是迈克尔•亚历山大•沃尔夫，一个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而且当过拉比，26岁时他在都柏林皈依了英国国教。众所周知，主教迈克尔•亚历山大与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简称犹太人协会）合作密切。1836年，该协会在埃及统治时期的耶路撒冷开办了一个医务室，最终扩建为拥有24张病床的一家医院。然而，该协会最雄心勃勃的项目是由年轻的夫妇约翰•梅苏勒姆和玛丽•梅苏勒姆赞助的，他们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梅苏勒姆家希望在伯利恒开一个农场，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巴勒斯坦第一批犹太定居者。
梅苏勒姆一家是通过一位名叫塞缪尔•戈巴特的瑞士神职人员皈依基督教的，戈巴特于1846年接替迈克尔•亚历山大成为耶路撒冷的第二任主教。梅苏勒姆一家在耶路撒冷经营着一家小旅馆，那是该城第一家欧洲人开的旅馆。
一天，约翰•梅苏勒姆骑马经过伯利恒，误打误撞来到了阿塔斯。这个村庄一片荒芜，而梅苏勒姆迷惑不解的是，竟然有人会遗弃这么美丽的地方。让他更加困惑的是，他发现整个村庄的人都流离失所，住在所罗门水池上方一个狭小的穆拉德要塞。阿塔斯村民在要塞里以难民的身份生活了4年，他们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梅苏勒姆这才知道，他们与塔马利赫贝都因人有着血海深仇，贝都因人向他们索要一大笔钱才肯善罢甘休。双方争端的根源在于十年前与埃及之间的战争。埃及人把塔马利赫人和法瓦格拉赫人赶出伯利恒之后，阿塔斯的村民被雇来代替法瓦格拉赫人保护耶路撒冷的渡槽。随着埃及人的战败，村民们发现自己被打上了叛徒的烙印，就这样陷入了绝境。
梅苏勒姆决定筹款付钱给塔马利赫人，并自己租下了农田。他与犹太人协会的另外两个成员合作，共同制订了一项计划。这两名成员分别是自1846年以来担任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的詹姆斯•芬恩，以及詹姆斯的妻子伊丽莎白，她负责为项目筹集资金。塔马利赫人被钱说服了，阿塔斯的土地被租给了一个新的农业定居点，阿塔斯的村民再次受雇为农场工人。犹太人协会的其他成员，包括约翰•斯坦贝克的祖父和一个姓巴登斯伯格的德国家庭也加入了梅苏勒姆家的定居点，一直在阿塔斯村住到20世纪。
在约翰•梅苏勒姆的儿子彼得受芬恩雇佣到英国领事馆工作后，约翰•梅苏勒姆的生活从此变得糟糕起来。彼得是个愤青，由于他的工作性质，他与当地巴勒斯坦人发生了冲突。一天晚上，他在去伯利恒的路上遭到伏击被杀害。约翰•梅苏勒姆为此指责詹姆斯•芬恩，说是对方将他的儿子置于危险的境地。
双方的争执升级，焦点开始转移到阿塔斯的所有权问题上。阿塔斯到底是属于建立农场的梅苏勒姆？还是属于不断在通过自己的慈善工作为定居点提供资金的伊丽莎白•芬恩？其中一名主要的捐资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小儿子亚瑟王子。1863年，梅苏勒姆对伊丽莎白提起民事诉讼，当该案在领事法庭审理时，芬恩做出了有利于他妻子伊丽莎白的裁决。英国外交部推翻了这一带有偏袒的决定，与此同时，芬恩被予以解职。这对夫妇搬到了伦敦的布鲁克格林，穷困潦倒的芬恩后来在此去世，伊丽莎白成立了“贫困绅士援助协会”。
在新路的起点、马槽广场的入口处，有一家新开的意大利冰激凌店。该店归方济各修会所有，并有一个独特的吸引力，那就是教皇方济各的专车就停在露台上，任何人都可以上去试坐，亲身感受一下。我坐在教皇座驾的人造革座位上，吃着我会在午后吃的冰激凌蛋卷，看着游客们拖着沉重的步伐从我面前走过，向山上的教堂走去。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坐长途车来到这儿的。20年前，这些长途车会停在马槽广场，但如今被引导到新路上的一个多层停车场。这样做是觉得如果游客不得不多走几步的话，他们就会欣赏到更多的小镇风光。游客们在耀眼的阳光下眯着眼睛，汗流浃背，在以色列导游的指点下排着队，听着有关小镇旅行安全的听来吓人的警告。
教堂是主要的一站，游客们最多在此停留一个小时，然后是参观拜特萨霍和两个对立的教堂——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堂——中的一个。从伯利恒到拜特萨霍这一路，意味着把游客们从该地区的最高点带到了最低点，这无意中也揭示了伯利恒小镇的极不寻常之处。这是小镇生活最不理想的地方：没有天然水源，却又坐落在山顶之上。
在更广阔的伯利恒地区，最古老的建筑群总是能在半山腰的阴凉处而不是在正午顶着烈日的山顶找到。干河谷底部的冲积土被翻过，种上了卷心菜和莴苣等市场作物，就像在阿塔斯和夫钦河谷一样。朝南山坡日照充足的地方有葡萄园，一如在吉洛定居点下面的克雷米桑山谷中现在废弃的梯田。小山的上坡布满了果园和橄榄园。伯利恒在山顶上的位置表明它应是一个军事观察点，而不是一个村庄。它是个驻军点，与它所指挥的山谷的农业耕作生活相去甚远。一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游客来到伯利恒，在山顶上的一些地点进行了某种宗教崇拜仪式。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院长亚瑟•斯坦利
在1852年至1853年的圣诞节期间朝圣时，已经是一位作家和名人了。他把这段旅程写了下来，以《西奈与巴勒斯坦》（1856）之名出版，出版后成了畅销书。斯坦利希望借此拂去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尘埃，打消带误导的观点，从而给《圣经》研究带来新的严谨。与杰罗姆一样，斯坦利想“回到《希伯来书》”，但不是通过文本，而是通过游览宗教圣典中所描述的土地。斯坦利想从《圣经》中族长的视角来看待巴勒斯坦。为此，他爬上了每一座可以攀登的山，去饱览大好风景。
斯坦利想象着自己所站的是摩亚人被打败的地方，是约书亚过约旦河的地方，是摩西坐着看风景“从基列全地看向但城，还有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和玛拿西全地，看朱迪亚全地，并从那里极目远眺地中海、南方、有‘棕榈树之城’称号的杰利科的平原山谷，直到避难所（Zoar）”。每一幅景象似乎都证实了《圣经》的真实性，如果他再仔细看一会儿的话，也许会的。这些爬山探险，借用德里达的话说，是“在真理面前兜圈子”。斯坦利以自己是一个进步的维多利亚人而自豪，认为自己是一个讲科学的人。然而，他的方法是对科学方法的一种模仿。他来到巴勒斯坦，相信自己会找出《圣经》的真实所在，每次奋力爬上一座小山，他都会让眼前的风景既符合《圣经》的文本，又符合自己已有的信仰。尽管斯坦利自己先入为主，他倒严厉抨击起了老探险家。他特别批评了相互对立的拉丁教会和东正教教会的传统，认为对立这个错，根源在于圣海伦娜。斯坦利嘲笑海伦娜发现了一个洞窟，就以为这个地方涵盖了基督生活从天使报喜到牧羊人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哺育幼婴到逃亡埃及。他写道：“当巴勒斯坦的宗教落入欧洲人手中的那一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变成了一种洞窟宗教。”即使是被谋杀的无辜者，也有洞窟在主诞教堂的地下。在一个阴暗的小房间里看到一堆骷髅和骨头真是令人心惊胆寒。当这种寒意散去，眼睛回过神来，你会意识到这些人类遗骸太大了，所以不可能是婴儿的；这些实际上是伯利恒一个古老墓地里未分类的尸骨。
前言/序言
圣诞布丁
1994年12月，我带着一盒圣诞布丁第一次去伯利恒。对女友的父母来说，这应该算理想的礼物吧，尤其是在圣诞节，尤其是在伯利恒。莱拉的父亲安东·桑索尔是位数学老师，小个儿，浓密的头发直冲冲地竖着。她的母亲蕾莎则是个身材苗条、体态匀称的俄罗斯冷美人。两个反差极大的人在1960年代相遇于“莫斯科之声”，从此相守至今。安东那时在“莫斯科之声”上夜班，以此维系自己的博士学业。伯利恒是安东的故乡，令我不解的是，在那之前他从未见识过圣诞布丁。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种布丁，于是开始大声朗读其中的各种成分。安东哈哈大笑。原来，布丁包含的所有原料绝大多数都可以在他的园子里找到，其余的部分则早就由阿拉伯商人像基督诞生的故事里运送金子、乳香和没药那样，依靠牲口驮队穿越沙漠运送到这里。标签上的布丁成分以及一些化学物质如下：无核小葡萄干、葡萄干、巴旦木、杏、无花果、肉桂、肉豆蔻、牛脂、鸡蛋、面粉、面包屑、樱桃蜜饯、橙子、柠檬皮、柠檬汁、柑橘油、柠檬油、糖浆、食糖及白兰地等。
这个故事与文化占有无关：将干果、糖、鸡蛋和面粉熬成深色球状的做法，无疑是天才的英国式思维。然而，这种软糯的圣诞味儿却融入了被漫山遍野果树环绕的沙漠城市伯利恒的某种基调。这条香料古道从阿拉伯半岛及更远的地方，运送着异国风味的产物一路北上。这种文化冲突——农耕者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塑造着伯利恒，并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我的圣诞布丁成分，分阶段送达欧洲糕点师傅手中，从最古老的罗马时期到伊斯兰时期，从十字军东征再到奥斯曼帝国，成为见证以面食为基础的东西方贸易及欧洲与圣地关系的纪念品。这便是历史：是历史创造了布丁。
约旦裂谷是因2300年前中新世时期阿拉伯半岛脱离非洲大陆时撕裂而形成。环绕伯利恒的沙漠曾坐落于深水之下。今天，地中海沿岸的海水拍打着约旦的边界，轻柔的浪花将几百万年的泥沙缓缓沉积，积层被强烈的地震冲往高地之前转化成了石灰石。巴勒斯坦从海洋里升起，逼退海浪，形成了如今的地中海海岸线。伯利恒靠近连绵不断的、称为朱迪亚丘陵的南部边界，阿拉伯语称此山脉为“Jibal alKhalil”——“希伯伦山脉”，或者按字面意思称“挚爱者之山”。石灰层倾斜压缩，形成了这片美得惊人的山地景观。整个狭长地区山峦密布，山丘轮廓的形状好似过度亢奋致心肌梗塞的病人的心电图。
伯利恒的辖区，海拔在2500英尺到3000英尺之间。由于死海低于海平面1400英尺，伯利恒看起来比实际高度高得多。伯利恒荒原（ElBariyah）与山地沃土之间的分界线两侧景色迥异：坚利的石块地陡然间变为一片肥沃的绿地，人工开垦的梯地形状如阿兹特克金字塔斜面，上面密布橄榄树与果园，下方的耕地与沙漠地质大同小异。两者的差异，部分乃是因气候所致——海拔高度使得伯利恒的环境更为凉爽温和——部分是因为伯利恒的地下石灰石中蕴含着丰富的水层，果树得以繁茂而茁壮地生长。千百年来，荒野与山地农场之间的界线进退交替。石器时代后气候变化，沙漠面积逐渐扩大，伯利恒人开始慢慢学会利用山地水资源从荒野中找回一些土地。
这些正是人类最初决定扎根下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时的山地。这里最早的居民是些懒惰的游牧民族。他们发现自己再也不用在不同的季节跋涉迁徙，只需从沙漠转往山地，不用离开这片土地。春季里，他们可以在荒野放牧，雨水会适时地将荒野短暂变为绿茵翻滚的大草原，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在平坦而肥沃的河谷上耕作。他们学会了驯养狗和羊，继而又学会了种树。一开始种杏树，之后是橄榄树。伯利恒山村从3500年前开始积累财富。那时，一群群牲口驮着橄榄油前往尼罗河沿岸城市，建起一条商贸大道，南起今天的希伯伦路，穿过贝尔谢巴到西奈半岛，再前往埃及。
伯利恒的果园大多坐落于环绕城市西部的山谷群中，沿逆时针方向自北边的葡萄酒产区克雷米桑修道院，穿过长满杏树的马库尔山谷到达拜提尔村落、夫钦河谷和纳哈林。山谷里的梯田得到了来自石灰石层间涌出的天然泉水的巧妙灌溉。山上生长着我的布丁中所包含的所有坚果和干果类植物：巴旦木、杏、无花果、葡萄——从春季到秋季，几乎每个月都是收获的季节。摘下的果子摊在布单上置于树荫下，或最好在室内阴干，这样太阳就不会把果皮晒得粗硬。英文的果实名称暗示着它们到达糕点房前的路线：巴旦木（almond）得名于希腊文amygdala，中世纪欧洲人增添了前缀al，因为他们的坚果来自阿拉伯人，遂以为该词汇源自阿拉伯语。英语中的“杏”（apricot）最初的拼法为“abrecock”，由阿拉伯语“albarquq”直接音译而来。无花果（fig）一词源自拉丁文“ficus”，而该拉丁词源自更为古老的迦南语名称。Sultanna的阿拉伯语意为“女王”；而“Raisin”则来自拉丁文的“葡萄”一词。这些名称读起来就像在阅读穿越岁月的东西方关系史。
圣诞布丁中有的香料也许没有生长在伯利恒，但它们在某个方面总是属于最典型的本土原料。“肉桂”（cinnamon）和“cassia”（意为“皮”，指肉桂树皮）都源自迦南语，那是波斯帝国出现前2500年的巴勒斯坦人和腓尼基人所讲的语言。最古老的肉桂品种源自埃塞俄比亚。生姜和丁香来自印度，肉豆蔻发现于一片神秘的群岛，该群岛的地理位置曾是严密封锁的秘密（剧透一下：是爪哇东面1200海里外的班达群岛）。印度糖浆在最初销售时为带有黏性的白色球体，约公元5世纪时期精炼为晶体。那是十字军第一次看到糖，他们称之为“甜盐”。在十字军的年鉴中，提尔的威廉曾把此物作为健康食品推荐给读者。
纳巴泰人垄断香料贸易达千年之久。他们与以土买人（Idumeans）（或称以东人）同为波斯时代前两大阿拉伯原住民群体，两者均为半游牧民。然而，早在公元前800年，纳巴泰人就因为某位天才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发现并学会了利用和储存饮水的方法，而可以游历到比其他部落更遥远的地方。这为他们创建惊人的贸易网络——“香料之路”——打下了基础。纳巴泰人将贸易路线自南拓展至印度、埃塞俄比亚和也门，北至他们位于南部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的仓库。
反过来，“香料之路”也为纳巴泰人的同盟者和竞争对手衍生出作为驿站、关口和市场的城镇。人人都想从这个贸易中获利。在巴勒斯坦，贸易并不仅限于香料、糖与熏香。纳巴泰贸易帝国的支柱为死海，那里是一个生产沥青、草碱、漂白土及其他有毒成分的天然化工厂。伯利恒横跨一条北起死海附近称为克里图恩河谷的重要的贸易路线，这个河谷最终将死海、雅法和加沙连接了起来。公元前1000年某时，在克里图恩河谷的最高处，一座名为土夸（Tuqu）的新城建立起来。该城的建立是这片荒野与文明相遇的标志。土夸是片不毛之地，人们不得不从石灰岩中疏通出一条水渠，沿着山谷向北延伸至一个叫做阿塔斯的村里的清水泉，这个小山村可能就是伯利恒最古老的地区。
土夸—阿塔斯水渠建成后，伯利恒逐渐成为一个城市中心。然而，只有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希腊统治时期另一座规模远大于此的水渠建成后，伯利恒城才算正式诞生，成为该地区较晚建立的城镇之一。
地下石灰石含水层涌出的山泉滋养着整个伯利恒丘陵地带星罗棋布的山村，唯有伯利恒城本身没有水源，只能依赖阿塔斯的泉水生存。现存于阿塔斯上方的三座蓄水池中最早的一座挖掘于希腊时期，目的在于为耶路撒冷供水。这条伯利恒—耶路撒冷渡槽自阿塔斯延伸至耶路撒冷圣殿下方，人们在那里建造了规模庞大的内室。沿着渡槽开凿的线路，还在耶稣降生教堂坐落的山下开凿了隧道。渡槽第一次将水源引入了这片满目岩石的地区，也让我们得以给城市断代。渡槽给城市水源的开采打下了基础，伯利恒城围绕着它发展了起来。
伯利恒城远比传统故事所描述的年轻得多。的确，这座城市公元前200年左右才建立起来。和土夸一样，它起初只是沙漠与农场之间的缓冲地带。伯利恒坐落在一座视野开阔的圆形小山上，这使该城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堡垒。然而，与有天然泉水的老山村不同，伯利恒能成为居住中心的唯一原因是渡槽的修建。
我们给伯利恒渡槽断代的依据之一，是《阿里斯提亚书》（Letter of Aristeas）的作者曾提及它。这是一部有关《圣经》写作历史的简短文献。公元前2世纪初，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文士通过对传统故事的整理润色，为整部《圣经》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在犹太人围绕其两大支柱——犹太经典与朝圣之旅——重塑其宗教信仰之际，《阿里斯提亚书》的作者将《圣经》的出版与新渡槽修建的意义联系在了一起。由于渡槽的建成，这座城市每年有能力接待来自亚历山大里亚，以及穿越中东地区而来的数以万计的朝圣者。
犹太信仰的古老源头包含对一位被称为耶户（Yehu）的神的军事崇拜。传统的《圣经》故事是，在遥远的过去，早期犹太武士从美索不达米亚即现在的伊拉克，来到迦南。历史学家公认这种信仰源自铁器时代范围更广一些的迦南语地区，包括叙利亚的大部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只是这些早期犹太武士所建立的众多袖珍王国中的一个。这些耶户神庙的卫戍部队统治着周边的农场主和农民，同时也向更强势的国王和皇帝进贡。圣殿卫兵和当地人联姻后，作为总督或当时强大的帝国势力的雇佣军，他们联合跨边境、跨语言、跨氏族和跨部落的皈依者将耶户信仰传播开来。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他联合撒玛利亚的耶户军队，但他不信任耶路撒冷。这样一来，耶路撒冷成了非军事区。这无意中助长了耶路撒冷祭司势力的发展壮大，耶路撒冷圣殿也因此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朝圣胜地，并以牲口祭祀和大量的纳巴泰香而著名于世。
耶路撒冷在祭司的统治下，成为一个既神圣又充满乐趣的新兴城市。那时，大量的游客、朝圣者和新移民接踵而至，第一道伯利恒—耶路撒冷渡槽提供的用水显然已不够用。罗马人取代希腊人的统治后，犹太国王希律大帝在阿塔斯上方修建了一个罗马风格的新蓄水池，渡槽沿伯利恒的希伯伦路以北的一条直道，直通耶路撒冷。同时，他在土夸修建了一座新的夏宫，命名为希律堡，并对图曲的渡槽进行了改造，以适应夏宫的需求。这就是神圣家族所熟知的伯利恒——一个与耶路撒冷的基础设施连接，用以支持希律大帝宏伟蓝图的建筑工地。
追溯伯利恒至耶路撒冷的渡槽修建时期的历史，我们发现了这座城市名称中的歧义。在迦南语中，伯利恒意为“面包屋”，而在阿拉伯语中，该词意为“肉屋”。到伯利恒建城之初，迦南语已是一种远古时期的语言。“面包屋”——Beit Lechem——这名字对这个城市来说并不合适。伯利恒位于沙漠边陲水源充足的山地，是果树种植的理想地区，但不适合种植小麦。当然，一旦陡峭的地势稍有缓和，伯利恒人也会种植小麦和燕麦。但巴勒斯坦的粮仓是北部的杰宁，或者说今日以色列国的平原地带。
一部伯利恒的历史应该能够回答以下问题：基督降生在这里吗？支持这种说法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是，尚在他死后百年以内，人们就开始到此朝圣。也许，在人们对耶稣受难日还记忆犹新时，朝圣就开始了。可以肯定，朝圣离他遇难的时间近得足以建立起强大的集体记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福音书的故事矛盾重重，并且似乎是通过精心设计，为的是使耶稣的故事能与游牧时期的牧羊人、之后成为国王的大卫的传说能联系起来。如果这两者都不可能成立，那么基督教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至少展现了1世纪时期伯利恒的城市景观，这一点便可使它们成为珍贵的史料。
伯利恒的资源是它的水与气候，以及它与巴里耶（ElBariyeh）荒野毗邻的优势。地处荒野附近，方便游牧民族的牧民进入伯利恒市场。福音书故事告诉我们，伯利恒是个牲口市场：耶稣降生后第一批前来问候的人就是牧羊人。贝都因人出售绵羊为人们提供肉食，而羊毛可以纺线。因为死海的化学物质，伯利恒成为一系列令人厌恶的化学物质的加工中心：从清洗到漂洗到染色等。伯利恒很有可能是围绕一个绵羊市场发展而来，这一点反映在与大卫有关的事实上。大卫是个牧羊人这点在那个故事中并非无关紧要，而是重点所在。将伯利恒设计并建设成一个周边有城墙、城边有“caravanserai”（《圣经》中的“旅店”）的市场，意味着这个设计源于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与危险的外来者做生意的想法。对城里人来说，除了游牧民族的牧羊人外，没有其他威胁存在。基督降生时跪在他摇篮边的牧羊人，应该是贝都因人之类的阿拉伯人或者阿拉伯先民，即住在邻近城市希伯伦的以土买人。这种与羊或牧羊人的关联说明，“伯利恒”之名可能出自阿拉伯语而非迦南语：Beit Lamb，肉屋。
城市甚至国家常常由来访者而不是居住者命名：美洲的名字来自意大利人；巴勒斯坦之名则出自希腊人和埃及人，因为他们将这块土地与非利士人联系到了一起。需要处理取名之事的，正是那些需要把握某地的方位的人，而不是当地居民。然而，也有可能因为伯利恒是一个古老的阿拉姆语单词的同音异义词，就像Beit Lamra，这个词的确是“羊屋”（House of Lamb）之意。对一个古代牲口市场来说，这个名称再合适不过了。
“面包屋”和“肉屋”之间的歧义也在我的圣诞布丁里反映出来。布丁里既有面粉，也有牛脂末，或者板油。牛脂的熔点很高，只有与鸡蛋面粉糊搅拌后一起烤制，才会化为液状。牛脂粒融化时会形成气窝，生成一种更轻的物质，热油脂则会使本来较干的面团变得润滑。至少在圣诞布丁里，面粉和肉已经变得密不可分。
布丁中的橘皮来自柠檬与橙子。柠檬由苦橙与1世纪时期老普利尼在《自然历史》中提及的多肉植物枸橼（citron）杂交而成。尽管柠檬可能在1世纪时从印度来到了罗马，这个词却是个阿拉伯语。在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文明时期，柠檬才实现广泛种植。甜橙来自中国，约在公元11世纪时由西班牙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殖民者引入欧洲。巴勒斯坦最好的橙子和柠檬的品种出自耶利哥。圣诞节期间，桑索尔家厨房窗前的那棵树结出了小而饱满的果子。果子很青涩，还看不出是橙子还是柠檬。莱拉把它们放在内格罗尼酒里作为装饰。
在柠檬和橙子的长相逐渐区分开的上千年间，许多制度应运而生，从文化和物质的角度定义了巴勒斯坦的身份。这个阶段清晰地一分为二：罗马时期与阿拉伯时期。即使在罗马时期，阿拉伯风情也已经逐渐浓郁。而基督教会与此密切相关。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出现在公元204年，即“阿拉伯人菲利普”，这是他为自己取的别号。另一些罗马阿拉伯人沿着今天的叙利亚—土耳其边界——尤其是埃德萨和巴尔米拉——建起了一些基督教小王国。3世纪下半叶，耶路撒冷有了第一位来自巴尔米拉的阿拉伯主教。
自罗马时代初期到基督教时代后的较长时期内，伯利恒都是士兵与奴隶的家乡。罗马的第十军团驻扎在伯利恒，其任务是保护耶路撒冷脆弱的水源和阻击沙漠劫匪，而成千上万默默无闻地生产橄榄油和酒的工人则是奴隶。在一个由士兵和奴隶构成的城市，基督教传统必然来自新移民，在此，富有的罗马女人和阿拉伯基督教徒结成了奇特的同盟。双方都极为看重伯利恒同荒原毗邻以及它与圣母马利亚和基督降生的故事的关系。基督在荒野中度过的40天里表现出了他清心寡欲的品性，吸引了罗马的女继承人。基督成功地克服了自己作为人的生理需求，此举激励了20多位离异者和寡妇，比如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和耶利米的资助人葆拉，她们想把自己的女性身份抛在一边，以财富与特权去追逐政治权势。阿拉伯人也为基督与荒野较量的故事所吸引，但在他们看来，其中反映出的是他们自己的沙漠生活，而且这已经是许多阿拉伯诗句和歌曲的主题。早期效仿耶稣在沙漠中生活的阿拉伯基督教圣徒被称为boskoi，即“荒野隐士”。
4世纪至6世纪之间，罗马人与阿拉伯人的影响在伯利恒并存。圣海伦娜建造了耶稣降生教堂，而圣葆拉修建了这座城市的第一家修道院。阿拉伯施主和资助者紧随其后，很快在伯利恒沙漠里建造了许多修道院。
罗马神职人员的等级结构旨在反映罗马帝国的宫廷里从骑士、公爵、国王到皇帝的升序。6世纪的皇帝贾斯蒂尼安将“帝王之城”君士坦丁堡与“上帝之城”耶路撒冷联系到了一起，自他开始，巴勒斯坦被明确称为“圣地”。“圣地”也许是人间天堂，但这片人间天堂是严格按照罗马人的思路建立的，上帝被看作天上的帝王。与罗马化的基督教版本相反，阿拉伯沙漠里的修道院则有意将人间与天堂分离，代表了一种更为异样和奇特的基督教模式。这是一种更加强烈的基督崇拜，因为基督拒绝人类的脆弱，找到了战胜其肉身的精神力量。
在美索不达米亚，樱桃与橘皮经过昂贵的工序制作成糖块。至今，水果蜜饯在安曼、迪拜和吉达的礼品商店还是处处可见，而且远比同为礼品的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昂贵得多。制作过程中，人们将果实放入糖浆中细熬慢炖，直到果子的纤维变得晶莹剔透，果肉呈胶质状为止。阿拉伯商人和征服者将这类及其他复杂的化学工序如蒸馏等，从伊斯兰世界带到了欧洲。与此同时，欧洲的朝圣者拜访圣地时也学会了这些新工艺。
罗马阿拉伯人（RomanArabs）在罗马统治的“Oriens”——拉丁文的“中东”——长期以来代表着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精英的阶层。“阿拉伯”一词当时仅指罗马公民。而居住在帝国以外的部落居民则被称为“Saracens”（撒拉逊人）。一些撒拉逊人成为罗马人的盟友，或者叫“foederati”，罗马人付钱雇他们守卫帝国的沙漠边境，以防劫匪和波斯军队入侵。这些盟友：坦努西德人、萨利希德人以及最后训练有素、令人恐惧的加萨尼德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被雇来打仗的部落常常既是基督教徒，也是犹太阿拉伯人（Jewish Arabs）。这两种信仰都在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的边缘地带传播，并在阿拉伯半岛有着深厚的根基。盟友的任务是保卫边境，但不能干涉帝国境内的罗马公民的生活。然而，公元529年，撒玛利亚人的造反却导致了伯利恒教堂的毁灭，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将巴勒斯坦交到了加萨尼德人手中。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中分出的一支，他们从来不接受耶路撒冷为犹太生活中心的观点，也不承认大卫和所罗门故事中有关耶路撒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说法。撒玛利亚人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时，是巴勒斯坦最大的居民群体，但他们从未从与加萨尼德人的战争中恢复元气。撒玛利亚的男人在这场战争中被大量屠杀，妇女儿童则被卖为奴隶。
公元636年，轮到加萨尼德人遭厄运了。他们在耶尔穆克战役（Battle of Yarmouk）中，在其堡垒戈兰高地被穆斯林军队击败，穆斯林新军得以长驱直入巴勒斯坦。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巴勒斯坦切断了与罗马帝国和罗马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中东的基督教会作为阿拉伯正统教会，遵循着自己的发展轨迹，与其他一些较小的、独立的教会，比如巴勒斯坦阿拉伯语区的麦尔基派教会（Melkite Church）等，同时成为东正教的一部分。其他东方教会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发展起来，播下各自文化传统的种子，三个国家分别保留了自身文化的特色。
布丁中有一种成分与巴勒斯坦当地没有关联，那就是白兰地，尽管伯利恒的克雷米桑修道院的修道士蒸馏一种果酒，他们也称之为白兰地（他们还声称会酿马德拉酒、马沙拉葡萄酒、雪利酒和波特酒等）。不过，白兰地的产地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蒸馏技艺就是通过圣地传到法国的。白兰地的产地与波尔多接壤，先是锡商，之后是基督教朝圣者乘船从不列颠群岛出发到达波尔多湾，从那里沿着一条马帮线路穿过乡村到达罗纳河（Rhone），再沿河而下抵达马赛，所有从普罗旺斯去圣地的旅程都得从那里启航。
北欧与巴勒斯坦的交流除了依靠锡商和朝圣者外，还有奴隶。马赛是个巨大的奴隶市场。然而，真正改变这个地区的决定性因素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进入了奴隶市场。其中一个部落——诺曼人——对中东了如指掌，他们后来成了十字军东征的有力推动者。
圣诞布丁中独特的甜香味也存在于其他圣诞甜点中，比如德式甜面包或普罗旺斯的“十三道甜点”等。这种味道在肉馅饼里最为突出。肉馅饼的配方来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人们将油封肉（meat confit）放入果汁糖浆里慢慢熬煮，这样肉就被糖包裹，可以储存过冬了。
十字军到来之时，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东方世界一分为三：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罗马帝国、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以及以埃及为基地的法蒂玛王朝
。三大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则成为一股新势力入侵的门户：来自遥远的亚洲大草原上的突厥游牧部落——塞尔柱王朝。一些欧洲雇佣兵窥伺到其中冒险发财的机会，开始在这个地区参与作战。他们先是为罗马拜占庭而战，然后又为亚美尼亚军队而战，亚美尼亚人乘机在安条克后面的山区建立起一个小国家。雇佣军是诺曼人，他们几乎在同时期成功征服了英格兰，并在意大利建立起王国或公国，再从意大利向中东发起进攻。
诺曼人凭着对叙利亚边境地区的了解及与亚美尼亚人的友好关系，实际上掌握了十字军的领导权。不仅如此，他们还对于战争结束后如何管理巴勒斯坦有着切实可行的想法，因为他们在意大利已经管理过类似的阿拉伯王国，懂得如何治理巴勒斯坦这类民族与宗教混杂的社会。在西西里和普利亚的各个地区，诺曼人留用了阿拉伯公务员进行行政管理，铸造了他们自己的双语版阿拉伯货币，甚至欣然接受了阿拉伯人的柠檬种植业。对于意大利各共和国——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比萨人和阿玛尔菲人等，诺曼人既与他们发展出了紧密的关系，也与他们成了激烈竞争的对手，所有这些共和国的人都是开罗的法蒂玛人的贸易伙伴。在整个十字军东征时期，意大利人都同时在与十字军和穆斯林国家做生意。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威尼斯商人在过去的十字军城邦提尔租赁土地，为欧洲市场生产食糖，后者已然对甜食上瘾了。
在伯利恒，诺曼人重建了耶稣降生教堂，但几乎没有考虑保留这座建筑原来的罗马风格。尽管诺曼人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仅限于第一代十字军期间，他们对这片土地政治形态的改变却是巨大的，因为他们彻底剥夺了当地基督教徒对自己实行了上千年的制度的发言权。阿拉伯正教在当地教区的小教堂里延续了下来，但在耶路撒冷的大教堂和伯利恒的修道院里却已经绝迹。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再次统一罗马统治的中东地区后，这种状况仍未改变。他们并没有恢复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的势力，而是将权力交予了讲希腊语的东正教会。这种状况被解释为回归旧制，而事实上，希腊教会已经发展得与其在罗马帝国的根基相去甚远。刚刚到达伯利恒的希腊神职人员不过是另一支外国侵略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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